从天书时代到古文运动——北宋前期的政治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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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天书时代到文言运动——北宋初期的政治进程》，张伟令着，上海古籍出版社，2023年10月版，356页，58.00元

经历了唐末五朝的长期战乱，赵宋统治者深思熟虑，制定了详细的措施来稳定自己的统治和社会。 ”已成为统治者的长期政治目标。在讨论这一变化时，常将仁宗前期归为前期。例如，刘宪信的《北宋政治革命研究》在讨论北宋政治风尚的变化时，将“真宗以前和仁宗初年”归为具有共同特征的时期。。张伟令博士的《从天书时代到经文运动》梳理了“北宋初期的政治进程”。时期也是真宗之前和仁宗初年。关于这个时期的当代作品有很多。这一时期的共同特征是多方面的。以书中提到的“经古成古”为例，张方平对苏辙说：仁宗初年，“独创异论而不注解”是不允许的。时王乙公（曾）、鲁徐公（易简）“仍持此论”（苏辙《龙川别致》卷一），不许新异。这是传统儒学的共性。宋仁宗初年，泛指干兴元年（1022年）二月真宗去世至明道二年（1032年）三月刘太后去世期间之后，宋朝的政坛经历了激烈的动荡。宋仁宗掌权后，政治走向发生重大变化，其中就包括“庆历新政”。

本书仔细梳理了北宋初期的“政治进程”。通过政治史与思想史的联动，探寻政治文化演变的脉搏，以新的历史视角审视这一过程，力求摆脱传统解释，获得新的见解。认识。就此而言，这是一个引人入胜的课题，相信北宋政治史的研究者和爱好者不会错过阅读的机会。评论家说，政治史研究的活力“来自于影响重大的问题”（邓小南说）。本书作者发现“天书时代”就是这样一个“影响巨大的话题”，并试图揭示这个被普遍认为是政治史问题的问题，它是如何“影响”了今天的政治历史问题的。思想史上的“古文运动”（第4页）。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真宗上演了一场“奉天书”的闹剧。鉴于其特定的政治文化内涵，作者将自此事件至刘太后去世（1033年）这段时间称为《天书》的“时代”，是一次独特的阅读体验。这一时期，真宗不仅迎奉、供奉《天书》，还举行了禅宗大典、芬音祭后天、“圣祖”玉皇大帝等一系列祭祀活动。刘太后统治时期延续了真宗政策，自然属于天枢时代。

大中祥符元年的《天书》是北宋政治史研究中的一个引人注目的课题。关于这场闹剧的发生，有非常详细的历史记载，也有很多研究者。宋以来，北方辽朝的威胁不断，战乱频繁。景德元年（1004年）十一月，辽宋双方在澶渊对峙。真宗在大臣寇准等人的建议下亲自攻克澶渊。于是，双方达成休战，宋朝以每年30万“岁贿”为代价迎来了战争。实现和平，史称“澶渊之盟”。自此，国家太平，群臣歌颂不断，各方吉祥贡品日渐增多。朝廷认为太平盛世已经到来，于是上演了“祭天书”的场面。该活动并未遭遇强烈反对，但据《宋史》记载，祭天枢的名声相当不好。例如《宋史·真宗纪·赞》中说：“澶渊为盟，禅宗受伤。”吉祥吉祥来，天书屡降迎丧，君主国家的部长们都病得发疯了。这很奇怪。” 据李焘的《续子志通鉴长编》等史料记载，这场闹剧起源于宰相王钦若的谋划，王氏以澶渊之盟为“城下之盟”，灭寇。并献上祭祀寇准“我能征天下，赞魏荣帝”的仪式，随后天书到来等一系列配套活动展开。这份记录流传已久，几乎已经成为一种固定思维。

笔者长期观察北宋初期政治与“澶渊之盟”的关系，认为赵宋王朝自建国以来一直执着追求“太平盛世”。国，而“封禅”是太平盛世到来最权威的宣告，而非真正的宗派。一时兴起。作者透露，早在开宝六年（973年），太祖就已表达了“封代越”的意向，这是“太宗即位初期众所周知的政治目标”。 ”，《宋代》《徽要集·礼》记载，太宗即位以来，“臣民上奏颂请禅臣，无出其右”（第30、31页）。不仅有大臣、妃嫔请求封号东信的记载不绝于耳，还有来自四面八方的贡品。就连远在西南角的大理国，也请太宗行授禅礼。王玉成的《小朱记·复南诏王东风表》）应该是朝廷指示的结果，或者是朝臣主动迎合刻意营造的气氛的结果。笔者认为，将禅宗恩赐视为雪禅院联盟的耻辱，是不真实的。封禅只是“太平”理想的一个环节。太宗即位时，以“太平兴国”为年号，满口“太平”。幻想。真宗即位，继承了这一政治遗产，想要带领赵宋走向“太平”。虽然和平没有到来，但他仍然想“营造”一个和平繁荣的氛围。这是一个新颖的见解。北京大学张维忠的博士论文《江南士人与北宋初期政治》（2015）也有专节讨论真宗王朝对“太平盛世”的期盼。他认为包括封禅在内的“制礼乐”是太平天国政府的核心，观点略有不同。再者，传统上对宋太宗、真宗“无为”政策的解释，大多与唐末五朝的长期战乱有关。宋初统治者在稳定政权的基础上，主张儒、释、道三教融合，强调社会需要休养生息，在政治上宣扬所谓黄老的“清净无为”。 “控制政府的技术。本书将宋初的这一政策与追求和平联系起来。永熙以后，太宗改名“端公”。咸平二年（999年）三月，朱太傅曰：《建黄记》之道，筑太平之基。陛下坐九楼，手持斧头，面南听，低头无为。”（《长编》卷四十四）作者论证，所谓“无为”政策仍然是太平盛世的营造，展现了追求和平政治的发展逻辑（第85页），为宋初黄老政治增添了新的认识。

“和平”是本书的主题。第二章“走向“和平””分析了天书时代的两个思想来源。一是盛行于东汉的“谶语”说，二是“徐玄崇唐玄宗道治”。对于谶语，先贤乃至当代学者都有相当多的研究。例如，《四库全书·易类全目录》中说“是预测吉凶的隐字”。它是一种带有预言性的隐藏词，这就是神学。预言。当真宗要举行盛大的禅宗大典时，首先会有天书到来、吉祥瑞兆到来等神征。这正是陈伟所说的伎俩。既然是招数，就必须有一套程序和礼仪。笔者认为，宋真宗东封泰山、西祭芬印、神化“灵符”、道教礼仪等活动，均可以以唐玄宗时代为蓝本。他认为效仿唐玄宗当然有道理。这套思想是南唐遗民徐宣所拥护的，但徐宣并没有取得宋太宗的信任。他的思想只与宋太宗所奉行的政治理念“契合”。事实上，自秦始皇开光禅宗以来，历代的封禅活动都因仍与前代相同而有失有得。唐玄宗开光禅礼，因沿袭唐高宗开光禅宗时千峰旧礼而得失。玄宗所信奉的是否是道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有人认为，唐玄宗为了炫耀开元王朝的盛世，采用了很多汉武帝时期的礼制，“没有道教色彩”，这与唐玄宗不同。宋真宗的禅宗（唐钦甫、石锐主编《中国礼制变迁史：唐、五朝、辽、宋、金》，中华书局2022）。也有人认为：“这次的禅宗仪式似乎笼罩着淡淡的道教色彩”。（雷文《唐代道教与国家礼仪——以唐高宗的活动为中心》，《中国文史》68（编）历代“封禅”都与国家密不可分儒家经典所强调的祭祀，在《天书时代》中，正如作者在第二章第五节中揭示的那样，更是一种“谶语与道教的融合”。”（第120页）。神与道教思想同源，禅宗随着时代的变迁不断增添新的元素，这是不言而喻的，值得从不同角度进行深入探讨，本书将这是一个非常有益的探索，有助于帮助了解真宗王朝的政治。

《天书》是如何解体的？ “庆历新政”是如何失败的？这些都是很有趣的问题，学术界也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讨论。宋仁宗初期，新旧交织。垂帘听政、与宦官、外戚合作的刘太后，依然执着于祥瑞笼罩下的太平之政，延续着真宗王朝的政治文化。同时，这也是一个新趋势的时期。宋仁宗上台后，很快就修改了刘太后时期颁布的许多法令，并试图做出一些改变。笔者认为，宋仁宗和刘太后一样，都渴望保护真宗的政治遗产和太平天国统治模式。这符合仁宗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可能有所不同，应进一步解释。笔者对庆历新政及其失败的分析也有许多新意，特别是杨仪学派文士和孙士学派儒生作为改变天枢时代政治文化的主要力量，这是清爽。在讨论宋仁宗时期的政治史时，庆历新政最受关注，而其领袖范仲淹的光环最为突出。天盛年间，他多次上书要求变法，直至庆历新政，他都有一气呵成的精神。范仲淹是北宋中期政治史上的核心人物，对他的评价众说纷呈。美国汉学家夏尔·哈特曼在评论余英时的《朱熹的历史世界》等文章时认为，余英石完全接受了“在道教阴影下”的南宋史学，高估了范仲淹在中国史学中的重要性。北宋（《历史》“颜庄”），后来在2020年出版的新书《宋朝历史的形成：来源与叙述960-1279 CE》中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观点。评论蔡所说的是上述南宋儒家学者形成的“大寓言”历史观。这就是“南宋儒家士大夫对北宋历史的解读，也主导了南宋乃至当代学者对宋朝的解读。对历史的认识”（《新史学》） ” 2021年12月）。蔡认为，《长编》中真宗朝的史料比例较低，而仁宗朝尤其是庆历时期的史料尤为重要。与《宋徽耀》相比文集”，表明李涛在编撰《长编》时，大幅度缩减材料，以适应自己的喜好。本书作者接受了这一观点，并作了进一步的论证（第216页）。他引用了一些未曾提及的材料。被李焘的《长编》及文选等多种史料所采用，试图还原历史的“真实”，认为：“李焘对范仲淹及其政治盟友的同情，引起了士大夫们的同情”。反对庆历变法的人在“长编”中的知名度还不如他们在当时的影响力”（第 17 页）。 11）。这个观察有其可取之处，不必太当真，但对于历史数据的接受程度值得更多思考。

作者对范仲淹集团之外的两派政治人物——孙时官职和杨仪文士的分析，尤为有力。主要有两点，也是亮点：

首先，揭示了孙阳在改变“天书时代”中的重要作用。孙氏学派的讲师长期占据大臣职位，被认为是化儒家经典为古代的旧学派。然而，孙时却是少数几个敢于批评真宗质疑天书的官员之一。杨仪文士的“奢靡”作文遭到石碣等人的攻击。杨担任翰林学士并长期掌权，但并不是“天书时代的衷心拥护者”（第220页）。庆历之前，两派都曾多次尝试脱离天书时代。两派在朝堂上盘根错节，身居高位，与仁宗关系较近。 “仁宗王朝的政治影响力不亚于范仲淹集团，他们是改变天枢时代政治文化的主力。” 这一结论与以往学术界的结论是一致的。印象很不一样，影响很大。庆历之前，孙杨两派都试图调整真宗的政治遗产，这与范仲淹集团的改革方向是一致的。然而，他们最终却成为了庆历新政的反对者。北宋的这一趋势或许还可以进一步讨论。我认为孙杨两派的影响已经被忽视了。这有助于理解为什么范新政如此脆弱，在反对派的攻击下似乎毫无还手之力。

其次，提出孙杨集团是导致庆历新政失败的主要力量。或许是受到《宋史·范仲淹传》等史书的“误导”，他们普遍强调庆历新政前后范仲淹维新派与吕夷简保守派的二元对立。新政的失败。在《庆历变法期间孙杨派士大夫与范仲淹集团的斗争》一节（第242页）中，作者提出庆历新政的失败实际上是斗争的结果孙时、杨仪派的士大夫与范仲淹集团之间。文章对庆历元年的政治形势进行了分析。孙杨派士大夫是除吕夷简之外最强大、最重要的政治力量。宋祥、宋奇、郑坚、叶清尘“四友”被吕夷简攻击并释放到外界，这为范仲淹等人执掌内政打开了机会。后来，通过邹地监狱进攻范仲淹集团的主力就是孙、杨。送医生。

可以讨论的是，宋仁宗时期，士大夫中的孙杨两派的作用被低估了。粉丝团在政治舞台上的重要性是否被高估了？范仲淹以天下为己任，渴望挽救北宋中期的社会危机。他在自己周围组建了一批致力于改变现状的仁人志士，发起了新政运动。虽然他提出的大部分方案还没来得及实施就失败了，虽然失败是光荣的，拉开了“变革之季”（朱熹语）的序幕，但其影响却是无与伦比的。笔者认为，由于孙杨派士大夫与宋仁宗关系较近，并结合庆历初期的政治形势，“孙杨派士大夫理应是宋仁宗的天然主力”。变法。” 但由此可见，孙杨两派士大夫的变法愿望并不高。如果他们控制了政府，类似“庆历新政”的改革就不会发生。当然，历史不能假设。

作者对人际网络的梳理和强调是本书的一大特色，清晰地呈现了北宋中前期士大夫的政治脉络。同时也应该看到，虽然反对新政的人一般被称为保守派，但“保守派”并不等同于“旧儒家”。简单划分新旧儒学，并不是新旧交替的历史真相。比如孙氏宗的学者，是经筵讲学的，即皇帝的老师，但不一定都是老儒家。笔者指出，孙时是真宗朝为数不多的敢于批评天书活动的官员之一。对于《经言》的解释，有一个既定的教学文本，就是唐初编撰的《正义九经》。经研讲师是否一定要受到“正义”的限制？情况不一定如此。孙时本人“苦于五经篇句过长，删为《解解》数百章，取九经精髓，撰《微言》五十篇…… 《七经》既疏，皆合断”（宋琪《孙轼墓志铭》），可见孙轼并不完全是墨守陈规。另一个例子是杨轶。以他为代表的西昆体“清贫秀雅”的文风，被激进儒家捍卫者石杰贴上了“大怪”的标签。《西昆赏歌集》成书于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秋。它收集了过去三年来在皇家收藏的“秘密亭”中服役的人们的欢乐颂歌。由此形成的“西昆体”主要指杨仪、晏殊的诗文。是北宋中前期的一个文学流派。 “昆体”多显富贵气场，是宋人厌倦五季文字的产物。 “昆体”并不是“古文”的对立面。昆派文学家颜舒（991—1055）在《两系三亭牡丹歌诗》中批判了当时的文风：“乡声韵多而少有实用，且不足以惠及读者、传达民情。” 。天盛年间，颜恕《与傅建成书》云：“知韩、刘植受高名，不虚，近来研读，不曾放下。 ” 项、宋奇等人都在古文中写有篇章，而被列为《西昆火唱集》作者的丁谓、张永，本身就是古代作家。也就是说，西昆派并不是变革时代真、任派的对立面。宋仁宗时期，不少西昆派作家身居高位。他们在职权范围内为古文写作开了绿灯，推动了古文运动的发展。这是他们做出的重要贡献。本书作者注意到了古文运动与西昆作家之间的这种关系。此前朱纲的《唐宋古文运动与士大夫文学》（2013）等著作也揭示了这一意义。这本书有更详细的内容。讨论改变了以往对杨轶的刻板印象。

研究宋代政治文化史的人，必须高度关注古文运动。包必德的《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变》认为“古文运动是一场文学思想运动”，并把“唐宋思想的转变”纳入“古文运动”的范畴。 ”。余英时《朱熹历史世界》认为“从刘开到欧阳修的早期儒学，一般称为宋初古文运动”。从唐宋古文运动的发生来看，古文运动既是新文学运动，又是新儒学运动。正如刘恺所说：“古之理高，义也高。这就是所谓古文。”意思是一个人有两个职责。有些儒家更注重其思想内涵，而不仅仅是文学风格的转变。例如，儒家学者致远说：“当今的言论以儒家思想为基础。，这叫古文；在古代，它的修辞手法比儒家好一倍，这就是所谓的古文。该书名为《从天书到文言运动》，讨论“北宋初期的政治进程”。政治上要接替“天纪之书”，需要普遍认为具有文学和思想内涵的文言运动。我一看，就起身了，感觉有些不舒服。在北宋中期的特定环境下，古文运动是政治文化最深层的体现，也是新儒家推动政治变法的有力工具。文体、学术、政治，文言运动是一体三责。作者将古文运动视为一个“时代”，从而揭示了政治文化演变的新时代，体现了作者对北宋政治文化的深入认识。古文运动在唐宋时期间歇性地发生，在北宋中期达到顶峰。 “古文”是用来斥责“异端”的有力武器。在新儒家看来，佛陀、老真，甚至李体文都是“异端”，真宗时期推出的《天书》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古文运动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它的发生有着深刻的政治文化背景。它随时都与过去、过去相连。虽然有时间限制，但仅谈论仁宗王朝的古文运动仍是困难的。 “仁宗朝古文运动的初衷是为了批判新松天书时代”（第263页），这个结论值得进一步讨论。另外，北宋中期，怀疑经典的风潮十分盛行。其发展与古文运动类似，也需要长期考察才能了解。学者的讨论并不一定“以欧阳修的疑惑为起点”（第305页），此类细节可以稍后再讨论。

总的来说，本书从新的角度对北宋初期的政治文化进行了新的解读，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带读者走进北宋政治文化的多彩画卷，为北宋政治文化的发展做出了贡献。研究北宋初期政治文化。它增添了新的活力，我认为它是解读北宋中前期政治文化值得借鉴的重要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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