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人不断“赶考”的动荡岁月里，那些优良、醇厚的家风一直为人称道。 让我们通过几个小故事来感受几位老一辈革命家的家风和教诲。
周恩来
我自己没有孩子，但我想教育我的侄女和侄子走自己的路。
新中国成立后，一切都已是一片废墟。 许多家乡的亲友写信给周恩来总理，要求到北京工作，并在新政府中任职。 周恩来对这种腐朽的裙带关系十分反感，认为新社会不能搞旧社会的裙带关系。 为此，他专门召集身边亲友召开家庭会议，并制定了著名的“十家规”：一、晚辈不准离开工作专程去看望他，可以只在他出差时拜访他； 2、所有来访人员均住宿国务院招待所； 3、所有游客到食堂排队买餐。 有工作的人自己买餐票，失业的人有总理的餐费； 4. 观众以家庭成员身份购票，不得使用招待券。 ; 5、不得招待客人、赠送礼品； 6、不乘坐公共汽车； 7. 在你的个人生活中，不要让别人做任何你能做的事； 8、生活简单朴素； 9. 在任何场合都不要透露你与总理的关系。 、不炫耀自己； 10、不谋私利，不求特殊。
侄子周尔惠的父亲是烈士，周恩来把他带到北京抚养。 当时，北京有一所干部子弟学校，专门培养烈士子弟和高级干部子弟。 但周恩来并没有让周尔惠去这样的学校。 而是让他住在普通的二十六中读书。 还特意要求他不要讲述自己与领导的关系，无论是与领导交谈、填写表格，还是与同学互动。 关系。 后来，周尔惠在北京钢铁学院任教，1961年结婚。学院领导帮助他解决了夫妻分居的问题，并将妻子从江苏淮安调到学院小学任教。 周恩来得知后批评说：“这几年自然灾害频发，中央调整国民经济，北京大量减少人口，国务院也在下放权力、裁减人员，你们为什么专门搞呢？”而不带头实施？” 邓颖超也从侧面给侄子致辞。 儿子和侄女工作：“我叔叔负责减少城市人口，他将带头执行这项政策。” 在周恩来夫妇的耐心劝说下，侄子侄女被调回淮安一起工作。 周恩来曾说过，我自己没有孩子，但我要教育我的侄子侄女走自己的路。
陈云
无法为自己盖房子
陈云一家原本住在北京北长街。 该房屋因地震出现裂缝，被指定为危险房屋。 当时正在计划改造，设计和预算都已经到位。 然而，在最后一刻，陈云告诉身边的人：“这不行，我不能给自己盖房子。” 最后，工作人员用铁管在陈云的办公室盖了房子。 防震架子上铺着厚木板。 陈云继续在这个“铁架子”上工作，直到很久以后搬到中南海。
同时，陈云还严格要求自己的家人、亲戚和身边的工作人员“以普通劳动者自居，不要特殊”。 新中国成立初期，陈云担任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其夫人于若木也曾在中央财经委员会工作。 于若木本来可以乘坐陈云的车上下班，但她始终坚持骑自行车去办公室，从来不搭车。 陈云对自己和家人的严格家风可见一斑。
罗荣焕
生活中不要显得特别
罗荣桓元帅经常告诫家人，革命者要想着为人民多做一些有用的事，不应该因为地位、身份的不同而要求额外的照顾和特殊的享受。
生活中，罗荣桓经常通过一些实际细节来教育孩子。 1947年7月，罗荣桓从莫斯科回到哈尔滨治病，一家人被安排住在城内一个宽敞的独立四合院里。 他多次向有关部门提出，该院子应该作为公共用途，可以另找房子住。
有一次，罗荣桓去拜访时任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主任的谭正家，看到他家住在一栋二层楼房里，就对他说：“和你做邻居怎么样？你家人住在楼上，我们也住在楼上。出去吧，不客气吗？” 谭铮一开始还以为这是个玩笑。 但没过两天，罗荣桓一家就真的搬进来了。罗荣桓对家人说：“我们住的房子的大小，看似是一件不起眼的事情，但我们是党的干部，要时刻为住在这里的人们着想。”基层。我们不能越做越大，住得越来越高。” ” 罗荣桓又说道：“人生不要专一。 如果你一味追求安逸的生活，讲究吃穿，贪图享乐，你就会变坏。”
1963年12月16日，罗荣桓临终前对爱人说：“我死后，不要再住分配给我的房子了，搬到一楼去吧，别特殊了。” 他还告诉孩子们：“我没有给你们留下什么遗产，没有什么可以与你们分享的。爸爸只是留下了一句话：相信共产主义伟大真理，永远为革命而奋斗。” 罗荣桓没有给子女留下任何遗产，但他却给子女乃至全党留下了遗产。 不可估量的精神财富。
张闻天
“严厉对待”你最爱的人
“干部是人民的公仆，公仆只有为人民做贡献的义务，没有权利索取。” 这是张闻天一直坚持的原则。 他一生中，无论担任什么职务，都从不为自己和家人谋取私利，甚至为了避嫌，“严厉对待”自己最亲的人。
新中国成立后，担任领导职务的张闻天因公有车上下班，但他从来不让自己的孩子“占便宜”。 有一次，儿子张宏胜在父亲上班前爬上车出不来，以为这样就可以坐上自己渴望已久的车了。 没想到父亲根本不妥协。 他只是步行去上班，把车停在路边。 肖宏生只好乖乖下了车。
20世纪50年代，知青开始上山下乡。 张闻天动员刚中学毕业的儿子响应党中央号召，到天津茶店农场锻炼身体。 两年后，张宏胜获准返回北京参加高考。 由于长期失学，张宏生对外语不太了解。 他希望担任外交部副部长的父亲能够向他直接主管的外交学院问好。 张闻天断然拒绝：“有能力就去，没有能力就不去。” 最终，张宏胜凭借自己的能力考入了北京师范大学。
1962年，张闻天再次送儿子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作。 由于条件艰苦，张洪生到新疆不久就感染了肝炎，并发展成慢性病。 他要求父母回北京治疗，张闻天却给他回信：“你有什么资格来北京就医？新疆那么多工人得肝炎，又在新疆治疗。肝炎可以就地治疗。” 张闻天警告儿子不要做出什么特别的事情。 他被要求去新疆工作，同时接受治疗。
张宏生在新疆工作了15年，在那里结婚并育有一女。 直到张闻天去世两个月后，他才随着“政策的落实”被调回江苏祖籍，定居南京小庄农场。 1979年，中共中央组织部向张宏生发出调往北京工作的函。 张闻天的妻子刘英直接将调动信退回中组部：“为什么干部子女要回北京？” 张宏生尊重母亲的意见。 同年，张宏生调入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至2001年退休。（来源：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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