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选》中的《新民主主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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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反复修改，意思表达得更加准确。”

毛泽东的重要手稿在公开发表之前都会反复修改。就算是以前出版过，他也绝不会贸然印出来。 1950年10月，捷克斯洛伐克编辑出版了《毛泽东著作集》。当时，毛泽东还没有抽出时间对《毛泽东选集》中文版进行修改和修改，于是他要求外交部转告捷克“暂时不要印” 。 “中国正式出版的《毛泽东选集》出版后，将进行精选印刷。”

在主持编辑《毛泽东选集》的过程中，毛泽东不仅亲自选稿、确定标题，而且还对大部分文章进行了认真修改。他还专门修改了单词、句子、数字、标点符号，并为一些文章撰写了标题和注释。他重写了一些文章的标题。比如“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在第一卷中。原标题是《政治问题和边境党的任务》。修改后的标题一下子就凸显了文章的主题。出去。毛泽东在编辑《矛盾论》时，作了一项他不满意的修改。后来又再次修改补充，才收入第二卷。后来又印刷了重新排列的版本，并按时间顺序移入第一卷。这些反映出他在发表旧作时，不仅希望具有“留此为记”的文献价值，而且追求适应现实需要的思想价值。为此，毛泽东甚至说，“有些东西要修改，比如第二次出版要修改，第三次出版要再修改”。（1968 年 11 月 28 日）

好文章都修改了。毛泽东承认，他的一些代表作的核心思想实际上是在修改过程中逐渐形成的。 1956年3月14日，他对常征、艾说：“《新民主主义》初稿写到一半时，认为中国近一百年历史的前八十年是一个阶段，后二十年是一个阶段”。渐渐清晰了，我又开始写，反复修改才定稿。”艾迪听了很惊讶：“印尼很多同志认为毛主席的思想一定要一口气完成。无需修改。” 毛泽东说：“这种说法是不现实的。我们的思想和思想反映的是客观现实，没有人能够在任何时候都完全正确、无错误地反映它。客观现实是复杂的，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我们的思想和思想是不断变化的。思想对客观现实的反映是一个从不完整到更完整、从不那么清晰到更清晰、从不彻底到更深刻的发展变化过程，同时也必须随着客观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论民主》，很多东西一开始并不清楚，但在写作过程中逐渐清晰起来，经过反复修改，意思表达得更加准确。，正是文章中每个人如鱼饮水，知冷暖的深刻体会。毛泽东讲完后还补充道，“过去写的很多文章现在都不如意”，这大概就是没有修改到位的意思。

如果说建国后毛泽东非常重视他的著作，他不仅边写边修改，而且完成后也不急于公开发表。他总是要先解决一段时间，然后修改后才能发表。据吴冷西回忆，1957年5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务会议上说：“我的一些讲话当时没有公开发表。1955年关于农业合作社的讲话直到三个月后，今年2月份在最高国务院发表的讲话（指《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还在修改，可能要到下个月才能发布。这个旧新闻？去年四月份就已经发布了，现在已经一年多了，还没准备好发布，那就是“旧新闻”了。我只是不想冒险，我会先讲一下，看看反应，然后再修改，然后发表。有时他修改了几次还是不满意，只好不发表。 “实际情况正是如此。他修改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4稿；他生前曾三次修改《论十大关系》。但它从未出版。他把“新闻”变成“旧新闻”的比喻很有趣。把“新闻”变成“旧新闻”的目的是“使旧的变成新的”。通过修改，实现了理论的提高，文章的生命力变得更长久。

宋代大儒朱熹最懂得修改文章。他用四十年的时间研读《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不断修改他的《四书评集》。他表示，修改过程是“逐字逐句，不偏教”。所谓“逐字衡量”，就是把每个词放在天平上掂量，使其所表达的意思恰到好处，不高也不低。 “平等”的含义就是毛泽东所说的“提高准确性”。他的原话是：“文章经过多次修改，可以更接近客观实际。写完后经过大家讨论，就变成比较谨慎的风格。把问题和想法写成八股语言，可以提高准确性”（1955） 2016 年 10 月 14 日）。朱熹的《四书集》经过一番修改，才成为后世的科举教科书。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家。不断修改其著作的目的是为了正确指导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与朱熹时代不同，动机不同，但修改文章的原则是一样的。当然，由于修改的拖延，导致一些对现实实践有积极指导作用的好文章迟迟不能发表，也是不合理的。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没有写什么，所以不如第四卷”

大约从1959年开始，毛泽东心里有个疙瘩，想对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做一个理论总结。他在 1959 年辞去国家主席职务的原因之一是为了腾出更多时间来研究理论问题。

事实上，毛泽东从建国以来就一直在做理论创新，但他总觉得自己的工作不够理想。他想写一篇《实践论》这样的专着，他越来越迫切地感到自己还没有完全的信心。危机感。他对自己感叹：“当我老了，我不知道我还能写什么”；他还自言自语，“我没有写过《资本论》、《反杜林》这样的作品，理论研究很困难。不好”（1961年12月5日）。毛泽东说：“目前还没有计划出版什么新的理论著作。我们将来看看是否可能。我还在观察问题”（1961年8月19日）。他还说，我们实行了社会主义11年了，现在需要总结经验。苏联的经验就是苏联的经验。当他们碰壁了，是他们碰壁了，我们自己也还是会碰壁（1961年6月12日）“搞社会主义，党的思想准备还不够。我们自己不明白，广大干部自己也不明白。我们怎样才能教导别人去理解它呢？林胡家（时任浙江省委书记处书记）要我做报告，像延安整风运动一样，我说不行，我没有经验。经验还没有被大家创造出来，向中央反映的速度也很慢。” （1965 年 1 月 14 日）

上述思想和心态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其著作的看法，导致《毛选集》第五卷的编辑工作一再拖延。 1960年出版《毛选》第四卷时，同时编写了《毛选》第五卷初稿，其中收录了毛泽东1949年至1957年的著作。但毛泽东没有理睬，保留了不看它就在那里。 1964年6月8日，陶铸、李雪峰在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上提议出版《毛选》第五卷。毛泽东回答说：“这没什么！”

1965年，中央把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提上日程。差不多一年后，毛泽东听取康生、田家英等人汇报编辑进展情况。他听后表示：“既然你觉得有用，那就开始准备吧”； “我们可以先起步，以后再扩大队伍”（1966年2018年2月9日）。似乎有些不情愿，打算一步一步来。几天后，中央发出《关于编辑毛泽东同志著作的通知》，明确提出将进一步整理1960年初编撰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力争出版尽快向中央和地方领导征求意见；同时，立即开始批量编辑作品。本章汇集了毛泽东1958年以来的主要文章、讲话等手稿，作为第六卷。不久之后，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上谈到《毛选》第五卷、第六卷的编辑工作时明确表示：“我没有写过”。无论如何，都不如第四卷。” （1966 年 3 月 18 日）

毛泽东确实没有太重视编撰五六卷。尽管中央领导近乎无情地推动，他还是一如既往地“放慢工作”、“拖延”、“懒得看”。 1966年6月22日，刘少奇、邓小平提议于7月1日公开发表毛泽东1962年《在中央工作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他拒绝了，说“在党内发表就可以了”。 “空间不足”。他还说，“文革之后，肯定有很多新的经验可以用来修改这个讲话，到时候再讨论是否发表也不晚。” 1967年3月16日，毛泽东与林彪等人谈话。他又收回火：“第五卷，第六卷，我们一年后再说。你们现在太忙了，我没时间做。” 同年12月29日，周恩来等向他汇报了《毛选集》第五卷的编辑情况，毛泽东说：“选现在有用的，不要选那些现在有用的。”没有多大用处，以后我们会讨论一些稿件的编辑，但现在不会选择它们。” 1968年9月9日，周恩来等建议，在九大召开前，将近年的手稿编成《毛选》第七卷，先行出版。毛泽东在信中指示：“待讨论”。 1969年5月26日，九大后，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上再次表示，对编辑《毛选集》第五卷、第六卷不感兴趣。 ”。这么大，我根本就不看。” 此后，编辑工作几乎陷入停滞。 1975年6月，邓小平等人提出继续编辑编撰《毛选》第五卷，毛泽东同意了。但情况很快急转直下，编辑工作在毛泽东生前几乎被废弃。

从这个角度来看，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著作的编辑工作一再拖延，与他本人相对复杂甚至两难的心态有关。他并非完全反对编纂，但随着政治思想的转变，他的注意力和兴奋点发生了明显的转移，他开始纠结于新中国成立后如何评判这些著作。比如《论十大关系》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是他的代表作。他在1958年和1960年两次说《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自己的建设路线”，“开始寻找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 1965年12月和1975年7月，刘少奇、邓小平两次建议公开发表，均被他拒绝。他除了认为理论积累和完善不够之外，还明显觉得这篇文章与他晚年关注和倡导的“文革”实践十分不符。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氛围下，回顾毛泽东以前的著作，也许已经失去了兴趣；而对于“文革”的完整讨论不仅少之又少，而且确实难以判断其是否成立。别紧张。从新中国成立后对其著作的这些关注，不难看出毛泽东使自己陷入了晚年难以摆脱的思想困境。

语音：“一千年后”会发生什么？

毛泽东是一个有终极感情的人。偶尔，他也会把自己的著作放在历史的背景下审视，得出的判断也颇为有趣。 1965年1月9日会见斯诺时，斯诺表示相信毛泽东著作的影响将远远超过我们这一代和下一代。毛泽东的回答令人惊讶：“我不能反驳你，也不能同意你的观点，就看几十年后后人会怎么想了。” “现在我的这些东西，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东西，在一千年后也许会显得可笑。”

对于这篇关于《文章永恒之物》的评论，你怎么看？它是否反映了虚无主义情绪？不，毛泽东对共产主义有着异常坚定的信念，他对未来的思考总是充满着深刻的哲学气息。一千年后，社会主义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新世界。如果真像他在诗中所说的那样，“整个世界都是冷热的”，阶级和国家就会消失。不仅是他的著作，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老‘祖’的著作不也失去了用处吗？文章不能‘永恒’，但内心蕴含的理想主义却可以‘永恒’，这大概就是一件令人欣慰的事情。

（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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