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土重迁”与“衣锦还乡”有何联系？这位哈佛汉学家做出新解
哈佛大学教授孔飞力是屈指可数的在中国学界享有盛名的国际大学者。
孔教授经年耕耘于中国近代史领域。上世纪90年代中期，孔教授出人意料地离开业已驾轻就熟的清史领域，转而致力于海外华人史研究，一时引起许多中国同行的惊诧，因为在中国，“华侨华人研究”长期处于没有明确学科归属的边缘地位。
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以农为本，重农抑商，历朝统治者以各种手段将人口固着于土地之上，令其纳粮当差，永做顺民。
因此，“安土重迁”长期被公认为国人的传统习性，许多外国学者亦接受了这一说法。然而，孔教授从分析中国历代“海禁”政策的制定及社会后果入手，对“安土重迁”提出质疑，并做出新解。
孔教授援引史实指出，虽然明清时期曾多次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实施“海禁”，但是，这一政策从来就没有真正得到全面有效的实施。
无论当时推行海禁的直接原因是什么，导致其失败的根本原因却是共同的，那就是：冒险冲破禁忌的沿海普通民众需要从海外贸易和海外移民中获取实际利益，而执政沿海的地方官吏们基于当下本乡本土的利益，或对违禁行为睁一眼闭一眼，听之任之；或打着执行禁令的旗号，向底层民众索贿受贿，强征豪夺。
由此可见，“移民”或曰“流动”实际上一直是中国人的基本生存战略，民众的基本需求从来就不可能通过源自最高部门的一纸政令而被完全阻止；而从到地方的科层中各级官员之间为各自不同利益而展开的博弈，同样贯穿着最高政令从制定、下达到真正付诸实施之始终。
的确，纵观中国社会发展的漫漫历程，普通民众为谋生存、求发展而离乡背井，游走迁移，史不绝书。无论是闯关东、走西口，还是下南洋、赴金山；无论是国内著名的徽商、晋商，还是名震南洋的华商侨领，无不形成于流动迁移之中。
由此，孔教授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观念之一“安土重迁”做出了新的解读。
其一，中国文化中的“安土重迁”并不意味着固守乡土，而是表现为即便远离家乡千万里仍然保持着与故乡故土从情感到物质的关联。无论是为逃避迫害的被动性迁移，或是出于追求经济效益的自愿迁移，无论是长久性地移居他乡，或是季节性地往返流动，迁移者背负的往往是家庭乃至家族的振兴期待，他们的“家”始终扎根在那片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上。中国人所说的“一家人”，可能分别居住在相距十里、百里乃至千万里的不同地方，但通过经济上的互惠仍互视为“一家人”。
因此，中国人的异地流动迁移，并不是与出生地和与生俱来之血缘群体的分离，而是既有血缘纽带的跨边界、跨地域扩展。
其二，正因为中华文化具有以上深刻内涵，“安土重迁”的另一面，就是“衣锦还乡”。绝大多数从故土家乡向异域他国迁移的中国人，其意愿多为在国外打拼一段时间后，就衣锦还乡。
而且，历史上数以百万计的“移民”也正是这么做的，从而形成了中国特殊的“侨居”文化。孔教授从语义学的角度，对此做了有趣的剖析。
孔教授指出，在中文当中，无论是在严格的词汇意义上，或是在百姓的日常口语中，都找不到一个能够与英文“emigrant”完全准确对应的词语。英文“emigrant”的意思是指“从自己的所在地迁移并（永久性地）定居在另一个地方”；但中文“移民”的语义虽然指人的流动，却并不包含“在另一地永久定居”的意思。而且，在中文历史典籍中，“移民”还包含英文中所没有的“依照国家命令迁移人口”的含义。
时至今日，中国特殊的侨居文化和理念，形成了华侨、华人、华裔等由海外移民派生的系列名词，且各有其约定俗成的特定意义。中英文语义上的不同，恰恰是中西文化差异的折射。
既“守”又“走”，地域上的分离与情感和经济上的相联并存，这就是中国迁移文化的基本特征。传统中国人的生活取向是血缘高于一切，其价值的主要尺度存在于他终生归依的那个初级群体之中。尤其对于从传统乡村走向海外的第一代移民而言，无论立足于何处，其生命之根总是连系着故乡那个与生俱来的群体，而他的人生价值也总是希望在那个群体中得到确认。
由此，“安土重迁”与“迁移发展”这一对看似对立的人生取向，在中国人对于“家”和“家乡”之浓厚情感与执着认同的基础上，获得了对立的统一。
（作者为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特聘教授）
本文发表于北京2016年4月18日，原标题为《一位汉学家对“安土重迁”的新解》
来源：北京|作者 李明欢
编辑：袁昕
流程编辑：吴越
还乡何需衣锦荣
每逢春节，衣锦还乡、招摇过市者有之，未能“衣锦”、近乡情怯者亦有之。作为一种社会心理，衣锦还乡有着深厚的文化基础和传统，“此人情之所荣，而今昔之所同也”，很有必要重新认识一下。
当年，项羽进入咸阳后，部属劝他定都关中。谁知他毫不犹豫地拒绝了这一良策：“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这也埋下了他失败的隐患。
他的老对手刘邦，同样对衣锦还乡朝思暮想。在荡平天下后，他威风凛凛地回到了故乡沛县。《史记》中记载：“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纵酒……酒酣，高祖击筑，自为歌诗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然而，元曲作家睢景臣却以嬉笑怒骂的手法，把“高祖还乡”描绘成滑稽可笑的闹剧：“红漆了叉，银铮了斧，甜瓜苦瓜黄金镀，明晃晃马镫枪尖上挑，白雪雪鹅毛扇上铺……白甚么改了姓、更了名、唤做汉高祖。”
衣锦还乡，除了面子因素作祟外，还有的把这当成了抬高身价、奔竞夤缘的机会。那个以头悬梁锥刺股出名的苏秦，曾跟着鬼谷子学习兵法。外出数年，穷困潦倒而归。兄嫂和妻子都讥笑他。苏秦暗自惭愧，埋头读书。终以合纵之术四处游说，担任了六国的国相。衣锦还乡时，妻子、嫂子都“侧目不敢仰视，俯伏侍取食。”苏秦问其嫂子：“何前倨而后恭也？”嫂子俯身请罪说：“见季子位高多金也。”
一个人也许能从衣锦还乡中找到成就感，但这种建立在物质和浮华之上的成就感，也许未必就如想象中那样美丽。西汉有个叫朱买臣的高官，原本出身贫寒，一心想通过读书考取功名。无奈40多岁了，仍然一事无成，只得以割草卖柴为生。妻子实在不愿和他一起再过这种清苦的日子，就找了一个老实男人改嫁了。朱买臣飞黄腾达后，声势浩大地回到老家会稽当太守。路上正好碰见前妻和现在的丈夫，就把他们带回到府第安顿下来，免费供给丰厚的衣食。他的前妻把这种照顾当成了对自己的羞辱，生活一个多月后，突然上吊自杀了。
对于苏秦、朱买臣二人的经历，欧阳修评价：“若季子不礼于其嫂，买臣见弃于其妻。一旦高车驷马，旗旄导前，而骑卒拥后，夹道之人，相与骈肩累迹，瞻望咨嗟；而所谓庸夫愚妇者，奔走骇汗，羞愧俯伏，以自悔罪于车尘马足之间。”宋代诗人徐钧专门以《朱买臣》为题写道：“长歌负担久栖栖，一旦高车守会稽。衣锦还乡成底事，只将富遗耀前妻。”
对于不了解自己的人，衣锦还乡也许可以产生炫目的光环，但在很多亲朋故旧看来，提到你的名字，想得最多还是那些熟悉的往事。在戏曲《薛仁贵荣归故里》里，发小忆起的全是端不上台面的鸡毛蒜皮：“俺两个也曾麦场上拾谷穗，也曾树梢上摘青梨，也曾倒骑牛背品腔笛，也曾偷得那青瓜连皮吃。”
树高千尺不忘根。人、永远不应忘记父老乡亲，不应忘记父母的养育之恩，但决不能搞“一人得道、鸡犬升天”那一套，不能搞“衣锦还乡、光宗耀祖”那一套。邓小平自从20世纪50年代离开四川老家，尽管先后9次回川，却始终没有回广安老家。他说：“我怕。”邓榕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解释：“我们姊妹几个都很想回家乡看看，跟他要求过好多次，可他就是不让，他自己不回也就罢了，也不让我们回去。后来父亲告诉我，我们一回去，就会兴师动众。”原来，他怕给地方和乡亲添麻烦，怕兴师动众造成不好的影响。
一个人的“身价”，与“面子”大不大无关，与“派头”足不足无关，只取决于他对社会的贡献。所以，不论当多大的官、干多大的事，都应谨记：“自己也是老百姓，还乡何需衣锦荣。”
（作者单位：31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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