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隐（张景辉 饰）
陆隐，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主要从事晚清文学及学术思想史研究。 近年来，他特别关注近代中国教育转型与读写文化变迁的关系。 清代，新学派异军突起，一种名为“国文”的新型文学教育应运而生。 第一科汉语言文学既是新教育模式的产物，又融合了传统蒙古学和中国古代诗词作文的研究。 它肩负着培养读写能力和传播民族文化的双重使命。 陆隐在今年出版的新书《语文的创造：清代文学教育与知识的嬗变》中，从思想观念、制度等多个维度审视了晚清语文教育的创造。设计、教材编写、教学方法的改变。 过程，并试图以此为切入点，探讨现代知识形成的普遍机制。 陆隐在接受《上海书评》专访时指出：作为近代中国教育的源头，清代新中国教育不仅是近代民族文化工程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且延续了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 “文化和教育”的变形方式。 ”传统。重新审视“汉语”概念和汉语课程的发生地，确实可以超越“汉语运动”和“文学革命”的既定界限，触及一些更深层的脉络。中国文学从古至今的变迁。
《中国语言的创造：清代文学教育与知识嬗变》，陆隐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6月版，544页，99.00元
您在书中详细论述了晚清新学制的规划和国文教科书的编写。 在此过程中，文学教育从依赖科举考试的“祭司教育”转向追求普及化的“国民教育”。 最重要的变化体现在哪些方面？
陆隐：
从“僧学教育”到“国民教育”的转变，不仅发生在文学、教育领域，也是晚清新学术体系从理念到制度重新建立的结果。 只是文学教育在这个过程中有其特殊的地位和作用。 中国古代的教育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特点。 然而，每个时代的教育大概都是从识字和作文开始的。 科举的“以文选士”进一步巩固了诗文在教学中的地位。 广义的文学教育，包括识字、识辨、读古诗文等内容，作为古典教育的基础，自然会成为现代文化教育改革的主要目标。 此外，1888-1894年甲午战争后，处于创新潮流中的人们热烈讨论文字、风格与国力的关系，并逐渐形成了“国语”和“国语”意识。 这使得语文写作和文学课程成为新教育思潮中最先、最受关注的话题。 场地。
就文学教育而言，实现您所说的从“道士”到“教人”的转变，最大的障碍是什么？ 在《语文创造》的导论中，我总结了现代语文教育区别于传统字章教学的三个方面，即制度化、专业化、大众化。 我们分别来说一下：
制度化
需要强调的是，汉语课程背后有一个“统一”的学术体系。 1904年1月，清政府颁布癸卯学制，设立“中国文学”学科，并按学科进一步分为“汉字”、“中国艺术科学”、“中国文学”三个学科。学术课程，俗称“国文”。 汉语课程贯穿从小学到大学各级普通、专科、师范、工业学校。 在理想的世界里，同一门课程所使用的教材和教学方法应该大致相似，传统社会基于地区、阶级、行业甚至家庭传统的“不同阅读方式”不应再继续下去。
新学制下的语文学科也必须横向处理好与其他学科的关系。 必须区别对待、互相照顾，共同努力实现某门课程的整体教学目标。 这与明清时期注重日常杂字或职业需要有着本质的区别，也不同于传统书院的分散考试模式。 学制建立之初，人们认为“国语”是一门与修身、文体、外语、体操等学科并存的“新学”。 中国教科书一度被视为“洋书”。
图1：《贵毛学》手稿中“汉语”科目在各科目中的位置
与当局大力推动的制度化进程相反，
专业化
这就造就了“中国文化”的又一个柔和的一面。 语文不仅是一门课程，而且是一个可以逐步深化、有自己体系的学科门类。 语文教育不仅限于启蒙阶段的读写训练。 在“通识”应用之外，还具有超功利的“专科”和“艺科”属性。 中国文科作为一门“专科”，吸收了文学史、语法、修辞学、美学等外来知识体系。 它还融入了古典诗歌和章节研究的资源，并延续了新学校一角的部分传统教学模式。 清末至民国时期，一些科举出身的老文人投靠初中和高等学校的国文专业，国文课成为“国学”的领地。 “国文”本来是一个新词，后来逐渐成为保守主义的代名词。 这种新旧观念的转变，与成为汉语专家过程中所建立的“学科壁垒”不无关系。
最后
推广
。 文学教育的大众化，涉及到整个教学理念的转变。 正如你所说，中国传统教育主要涉及“道士”。 虽然有“教育无歧视”的理想，但由于教育资源和国家能力的限制，实际上仍然注重选拔少数统治精英，这可能并不像后人想象的那样。 如此平等、开放。 清末洋务时期，开设了方言（外语）、兵工、海军、工艺等专门学校。 最初，他们仍然遵循这种“道士”的做法，符合科举考试的“正道”。 直到抗战胜利后，系统地改革教学制度，建立覆盖全民的完整学校制度，才逐渐成为朝野的共识。
十九世纪，国民教育模式不断从西欧扩展到日本，随后近代民族国家的成功对晚清学者产生了很大影响。 他们认识到，教育的意义不仅在于选拔统治精英，而且在于“造就公民”——让每个人，包括士兵、农民、工人、商人，都能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 全体公民接受教育、了解政治，语言、文字、文章是主要媒介。 包括提高识字率、推广平易近人的文学风格、提高理解和再现政治文本的能力等目标，文学教育的大众化已成为当务之急。 新中国教育至少在理想状态下，消除了传统小学和“蒙古私塾”的阶级区别，覆盖不同地区、不同性别（有“女子语文课本”）、不同民族（有“满、蒙、蒙”）。汉》《语文三本教材合一》）。 当然，我们必须认识到，识字的传播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晚清初期的华文教育只是提出了目标，其完成有待整个新学术体系深入内地、深入基层。
中国教育的制度化、专业化、大众化还依赖于一种全新的知识载体——“课本”。 教科书、教材自古就有，但“教科书”是清末从外国引进的新制度。 清末教科书最早起源于文学教育领域。 从1898运动前后新式小学教科书的创作，到学制建立期间语文教科书的编写，背后都有一条连贯的路线。 （见我书的第二章）
与传统学校使用的“三百千千”或“四书五经”不同，现代教材传达的是有时间限制的课程规划、由浅入深的教学进度、明确的学科内容，以及同样的内容。教学空间。 尽管教材的设计常常与教学实际脱节，好学生也绝不局限于教材，但教材对于塑造现代中国人集体意识的作用却不容小觑。 从经文到教科书，知识权威的来源不再是圣人的教诲，而是出版社的编撰以及学术部门和教育部的批准。 最近网络上关于将“天赋予人以重任”曲解为“人先生”的争议，可以说明教科书的权威性：当网民或媒体想要验证文本的正确性时，首先要依据的就是教科书的权威性。脑子里想的不是石经，也不是宋版。 《孟子》，可是各种版本的语文教科书啊！
图2：语文教材的前身——新体小学读本
您认为“在张之洞等学术领袖的话语中，‘国语’是服从于维护民族共同体的宏伟目标的”。 晚清以来，“语文”强调文字、文字，这似乎是一种不够彻底的教育策略。 您能谈谈华文教育以及“五四”前后大家更熟悉的“国语统一”和“文学革命”吗？ 体育运动之间有什么关系？ 与“国语运动”相比，华文教育的效果如何？
陆隐：
“国语运动”和与之密切相关的“文学革命”可以说是整个“五四新文学”的核心。 学术界的研究太多了，我不想多讲。 然而，这两场重大运动的影响不断外溢，并已成为现代文学史乃至文化史研究的主导话语。 自从一百年前胡适发表《中国文学五十年》以来，有关晚清文学的讨论一直笼罩在“国语运动”的元叙事之中，几乎让我们忘记了除了“国语”之外还有“国语”。除了汉文运动史和文学革命史的既定脉络之外，是否有可能与新文同时出现的“汉文”概念和中国文学学科？近代的教育，能否为我们审视古今文学与文体的变迁开辟一些新的视野？这是我写《语文创生》一书的出发点。
“国文”、“国语”二字作为学科、课程的名称，是清末从日本传入的新术语。 在明治日本教育界追求“语文统一”的主流氛围中，“国文”和“国语”实际上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国文”就是“国语”的书面形式。 但在近代中国，“国文”和“国语”又分为两类知识。 清末的“国文”从一开始就不局限于“以文字代替一国的语言”，而是继承了传统蒙学、“小学”和散文学的许多内容。 与日本一心脱离“中国”的“国俗”不同，中国的“文”传统是自生的，不需要依附于“语言”来获得主体性。 作为国语科目的补充，癸卯学制中增设了“国语”课程，但尚未正名“国语”。 以统一语言为目标的国语教育在晚清还处于民间“运动”阶段。 民国后，形势发生巨大变化，官话运动在体制内迅速兴起。 1920年，教育部下令，将国立学校的“国语科”改为“国语科”。 不但设立了国文学科，而且有吞并国文的倾向。
如前所述，清代新学堂的国文课程本来就是“新学”。 其思想渊源与甲午战争后出现的切音子计划和白话文运动（均后来纳入广义的“官话运动”）无异，都是为了应对语言危机带来的意识。大约是因为国家的衰落。 然而，舆论中传播的“运动”却可能异常激烈； 教育作为一项实践活动，必须考虑社会习俗和接受心态。 晚清的许多教育家都能够注意到当时“语言”与“文学”分离的现实：公文、书信、报刊的主流文体仍然是文言文。 在方言多元化的情况下，文言文比官话更大众化，更适应新时代。 学校要传播的科学内容和新术语。 语文教育的现实要求，必然不能让教育者为了追求尚未实现的“国语”而忽视日常文言文的现实。
基于这样的考虑，经过文、白双方的实验，《新文体小学读本》和语文教材的编辑们最终就使用《简单文言文》达成了共识。 他们所谓的“通文文”是介于“应用古文”和白话文之间的一种中间状态：他们仍然遵循古文的通俗规则，但尽量简化文言词家所注重的句法、词汇、范畴，努力吸收适应小学生心理的新词汇、新主题（如科学故事、名人传记、动物寓言等）。 晚清传教士根据西方修辞学将中国文体分为三类，提出介于“深文科”和“白话文”之间的“轻文科”。 1898年维新运动后，梁启超主张容纳新语汇和欧洲文学思想的“新文体”。 事实上，他深受明治日本《汉文读法》文章的影响。 与切音子、白话启蒙的流行路线不同，语文教材采用“简单现代的文言文”，可以说与传教士的“简单文科”或新学术界的“新文体”理念相一致。同时，两者都是在传统文章的基础上在线延伸，探索文体改进的现实方案。
图3：1905-1908年左右福建省兴化县官办中学的学习场景，哈里森·萨基特·埃利奥特拍摄
从初级的“文言概论”向上，中学及以上的汉语课程趋向于沿袭从唐宋八大家到桐城派的“古文”传统。清朝。 我在书中指出，晚清古典散文的写作能力具有很大的灵活性：不仅可以依靠体段笔法引出学术论文和经济政策，而且有助于形成所需的写作技巧。供报纸讨论，甚至充当翻译西学的媒介。 就此而言，中国古代文学并不是“死文学”，也不一定像张之洞最初设想的那样成为新术语和“外来文体”的屏障。 与形式感更强、思想更封闭的诗歌、骈文相比，“清雅干净”的古文其实更容易与新思想、新词汇相衔接。 清代桐城古代作家大多在书院任教，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 但桐城派的影响是在晚清以后传播的。 在清末新建的学校和教育管理机构中，活跃着吴汝论、吴开胜、高步、姚永璞、唐文治等古代文学家。 《中国古词汇编》《中国古词概论》《百经史》等桐城系列选本作为中学语文示范教材，也为学生提供了“向上”的指导。除了《观文观志》、《散文解说》等“俗选”之外，还有“作文之道”。
放眼更长的时期，古代作家追求“雅洁”、“义法”，是历代流行的古代散文的交通密码。 历史学家吕思勉曾指出，与诗歌、骈文等特殊体裁相比，古文消除了一个时代、一个地方的特色语言，具有拉近古人与现代人距离的作用。 它堪称“时间的官方语言”。 如果说“民族语言的统一”有利于民族空间共同体的构建，那么以中国古代文学为基础的“民族语言”则是民族时间共同体的纽带。 语言瞬息万变，但文字却永存。 今天片面强调语言的普及，也可能会切断古今之间文字所建立的沟通渠道。 这正是张之洞等学界领袖特意强调“汉语……即使因时势变迁而不能完全适用，也必须保存和传承，我们永远不会允许它被摧毁。”
至于你提到比较华文教育和国语运动的“结果”，我认为两者可能不太容易比较。 因为“国文”和“国语”各自构成了近代中国读写文化工程的两个方面，分别代表了缓慢进步和妥协与激进革命的两种风格。 每一个都有它自己的效果。 这不是一种彼此之间的关系，而是一种相互满足的关系。 “五四”文学革命带来的现代白话文是我们可以实实在在感受到的工具； 中国教育所传承的文化质感，往往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不为人知的习惯。 虽然清末新派人士大多向往“语文一致”的前景，但当时比较现实的想法是，文言齐头并进，雅俗并用。一起。 这就是刘师培所说的：“修俗语，以启民；用古文，保存中华文化”——“国语”、“国文”两条腿走路。教科书上用的“当代文言文”，可以服务作为两者之间沟通的中间风格。
这种功能区分的双层语言结构（双语）适应了教育现实，但未必符合现代“语言民族主义”和“声音中心主义”的标准。 民国以后，文学与语言的并行策略受到了猛烈的批评。 有人认为，它把同属于一个国家的“文官”和“平民”分开，被认为是晚清文学改革“不彻底”的表现。 然而，一个国家的语言同质化到哪里为止呢？ 然而，“新文学”却因不接地气而受到“通俗语言”的挑战。 最终只能通向一片黄草白芦。 后来的国语运动想用“语言”来融入“文”。 这最初是基于语言先于词语、文章描述语言的理论假设。 但如果口语和文字的起源不同、功能不同，“语言”和“文学”自古以来就不一致呢？ 这些问题，晚清章太炎在他的《文学实例》、《文学理论》等文章中进行了非常深刻的论述。 语文教育以应用文章为主，似乎不如“国语运动”激烈和彻底，缺乏“文学革命”的纯粹文学味道。 “国语”取代“国语”被夸大为既成事实。 但在教学现实中，五四运动后，中学及以上的文科科目除了文言文之外，还融入了语言学、文体文学的新传统，直到1949年才更名为“中国人。” “宇文”是“国宇”加“国文”，“文”的传统并没有消失。
您在书的开头提到“清代的国文教育从一开始就肩负着培养读写能力和传播民族文化的双重使命”。 然而，新学制下的汉语课程也“具有很强的功利性”。 ”，这样的取向是否意味着“创造汉语”从一开始就与各种教育目标纠缠在一起？
陆隐：
是的，徘徊在“文化与技能”、“情感与功利”、“艺术与实用”之间，中国教育显得有些纠结甚至相互冲突。 但仔细观察就会发现，每个目标都有其自身的背景。 一些看似冲突的领域背后却有共同的理由； 不同的目标有时可以相互配合。 这还得追溯到晚清教育改革的思想历史背景。
以实用技能和科学方法为目标的现代教育体系在西方也是较新的产物。 十九世纪，欧洲公立学校的古典语言课程开始衰落，科学教育逐渐占据主导地位。 以斯宾塞《教育笔记》为代表的功利主义教育理论和传教士传播的“格志”理论在新奥尔良晚期学者圈子中颇为流行。 甲午战争后，新人对中国传统教育的一大指责就是“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 语文虽然是一门新学科，但很大一部分教学内容来自“古籍”。 因此，新文学教育从一开始就面临着证明其“有用”的压力。
例如，1898年出版的《马氏文通》一书，现在被尊为中国自写语法书籍的鼻祖； 但马建中最初写这本书时，有着超越学术创作的更宏大的视野。 马云的初衷是为学童提供一套快速写作方法，缩短文学教育的年限，让他们把原本花在写作上的时间花在更“有用”的科学上。 几乎与《马氏文通》同时，采用现代教材格式的小学教材也开始出现。 这些新式读物是当今语文教科书的源头，但与今天的教科书相比，有一个区别非常明显：晚清的语文读物在初期使用了大量的科学材料，而且往往具有各学科综合读者的性质。 那时候，新学校教的语文如果不懂科学，可能会被学生看不起。 汉语课程原本作为“科学基础”的功利性与今天人们心目中的人文汉语课程有很大不同。
图4：新体小学课本充满科学内容
19、20世纪之交中国人接受新知识的情况相当复杂。 在科学话语传播的同时，民族主义和现代民族意识也通过日本涌入国内。 在这个过程中，一场“保存国粹”的运动诞生了。 文字、语法、文体的教学也通过这股“东风”提升到维护民族团结和民族爱国主义的层面。 除了政治话语的支撑，“国家”与“文化”的紧密联系背后还有一层学术传统。 众所周知，经史考证在清代蓬勃发展，作为考据基础的“小学”（指音韵、文字、训诂之学）赢得了奠基地位。所有的学习。 道显年间以来，考证的势头略有减弱，但这并不妨碍从“小学”开始的学术观念固化为张之洞等学术领袖的常识。
与传统书院的“词章”科目相比，晚清新学制下的“文学”内涵要复杂得多：传统的“小学”和语法、修辞、文学等“外来知识”。文学史也同时被纳入其中。 本来，处于诗词诗词中心的诗歌都已经被边缘化，更何况是在官方学术体系中受到严格控制的小说和戏曲。 根据章程规定的规划，大学堂的“中国文学系”的形式实际上更接近于西方古典的“语言学”（philology），而不是近来以诗歌为框架的纯文学（belles-lettres），小说、戏剧。 沿着干嘉庆儒家“以言明其言，以言明其道”的道路，癸卯学术体系也在“读书与教”两个主体之间建立了隐性的协调。中小学的《经文》和《中国文学》。 关系。 这一安排一经公布，就遭到了新学术界的强烈批评。 新学派更愿意将华文与读经放在对立面，以突显华文课作为新学习工具的形象。 然而，国粹派与新国粹派的差异背后，其实有一个共同的理据，那就是将“文学”视为达到某种外在目标（无论是科学还是国粹）的手段，这些不同的外部目标是服务于共同的国家目标。
晚清的语文教育确实包含着新旧两个相互冲突的方面，但两者分布在“通学”和“专学”的不同阶段，现实中并不一定冲突。 当时幸存下来的一些学术调查报告向我们揭示了不同学术课程之间的截然不同的评估标准：小学中的汉语课程经常检查是否使用了教科书和新的教学方法，而中学的中文课程则更多注意文学风格和传统的继承。 即使是商业媒体出版的新教科书也将在中学层面回到古老的文字选集风格，强调记忆和评论。 教学网站的情况更加复杂：一些名义上的小型学校仍在使用私立学校教学方法和教材（例如“ Guwen Guanzhi”等）； 其他中学非常激进，直接使用从国外翻译的修辞学。 教师准备的教科书或语法讲义。 在正常学校不是普遍的时代，中文教师的来源很复杂。 是要探索一种新的中文或查看旧单词和章节吗？ 根据学校的气氛和中文老师的个人利益，有时可能是非常随机的。
图5：清朝晚期不同级别的各种文学教科书
在第8章中，您描述了当时中国教育中“朗诵”和“教学”之间的辩论。 关于传统小学教学方法的争议一直持续到今天。 您认为，中文教育在各个层面上都会呈现“系统和自定义”之间的紧张关系，包括学校系统，教科书和教学方法。 您能在记忆和教学之间的辩论方面详细说明吗？
Lu Yin：
请让我首先阐明我书第8章中提出的“记忆和教学之间的辩论”。 我强调的不是本身“记忆”和“教学”之间的反对，而是建造这组反对派的过程。 就教育事实而言，无论在古代或现代，在国内外，“朗诵”和“教学”之间都没有冲突。 在学习过程中，记忆和理解总是相互服务。 古代中国人强调了记忆技巧，但没有排除“教学”。 当孩子上学并记住一定水平时，他们必须“教”他们。 在现代之后，欧洲专注于实验和理解，但不能完全拒绝记忆。
如果存在任何根本的“古代和现代之间的变化”，则可能在于课堂空间和教学秩序的组织。 就像Lu Xun的“从Baicao Garden到Sanwei Bookstore”中熟悉的场景一样：学校中的每个人都在大声阅读自己的书，而老师也以他们正在阅读的文章的曲调陶醉。 在新学校中不是那样。 严格的顺序，一致阅读和统一课程。 换句话说，在传统教学领域的严格意义上，没有一个“知识社区”。 每个人都在自己的路线上发展自己的“阅读事业”。 这样的记忆不仅是这样的解释，而且是个体和分散的。 从个人的讲座到集体教学，这完全与追求同质性的追求，在清朝和中国早期共和国引入了“ Guowen”和“ Guoyu”。
因此，在从个人分散到统一性的同质化过程中，为什么“朗诵与教学”之间的对立呢？ 我认为至少有两个因素：传统的内部变化和外部思想的刺激。 从传统教育的角度来看，自从歌曲和人民王朝以来，“记忆研究”确实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一方面，帝国考试竞赛变得越来越苛刻。 在考试指挥棒的驱动下，私立学校教师的主要任务是监督温梅，很多时候他们不愿意仔细教书。 另一方面，随着宋朝的新苏联主义的兴起，朱十一和其他新苏格兰主义者喜欢总结“阅读方法”。 他们发现记忆也具有自我文化的功能，可以“放松思维”。 逐渐地，就像新苏格兰主义者一直关注的“冥想”和“呼吸控制”一样，记住圣经已成为培养技巧，对阅读内容的理解和理解并不是最重要的。 “阅读一千次，其含义对您来说将变得显而易见。” 理解是在您在家中记住它后自然会实现的效果。 近来，学院的教学方法着重于记忆，这不仅是由于每个人都意识到的考试考虑因素，而且是由于自我文化的考虑因素，这些考虑因素被下意识地忽略了。 由元儒家成元里（Cheng Duanli）编写的年度学习时间表非常受欢迎。 它结合了这两个考虑因素，并设计了一个通过反复记忆来塑造学者 - 酿酒式特征的过程。 它的普及提供了理论支持和实际程序。
然而，在清朝的后期，当传教士和外交官等“陌生人”闯入时，学校的朗诵场景给他们带来了极大的兴奋。 局外人可能看不到记忆背后知识再生产的动机，更不用说新苏联主义对记忆的依赖“保持这种思想”的深刻含义。 他们只是对最直观的背诵声音感到惊讶。 尽管西方的古老和中世纪的教义也非常重视阅读，但在现代科学的兴起之后，古典中国语言教育遇到了功利主义教育前景中的挑战，理解和实验方法变得越来越流行。 欧洲文化和教育中的“古代和现代之间的变化”已经受到了现代来到中国的一群新教传教士。 他们强调了记忆与理解，背诵和沉默的阅读之间的对立，然后凝结了诸如死记硬背的记忆，大声喊叫，以及将夏天和Chu加入中国教学的刻板印象。
在19世纪下半叶，有许多西方读物描绘了中国学校的肖像或照片。 不难发现这些图像中的大多数遵循特定的追踪或摆姿势：黑暗的房间里充满了船尾老师和苦恼的学生。 ，而且总是有一个学生“认可”他回到老师（图片6和7）。 传教士的观点感染了Liang Qichao和其他进步学者，并被他的“情感”著作进一步夸大了。 在“中学的记忆”和“西方学习教学”之间，似乎形成了不可调节的对抗。 在短短的几年中，用“教学”取代“朗诵”很快就成为整个新学术界的共识，并迅速凝结为新的学术系统的规定。
图6：1873年“伦敦插图杂志”中的中国学校的“认可”
图7：1880年代和1890年代，由大卫·诺克斯·格里菲斯（David Knox Griffith）在香港拍摄的“认可”； 在布局更改后，同样的空间也被用来拍摄女学生作为女工工作的场景。 可以看出，这不是教学场景的真实记录，而是基于刻板印象的镜头。
在清朝中追求创新的人的口中的“朗诵”通常是中国学习的整体落后和野蛮主义的象征。 相反，各种西方的“教学”包括集体教学，分割的教学，问答启蒙以及黑板，粉笔和阶级。 所有高级元素，包括桌子，椅子，教科书和其他教学辅助工具。 这套反对本身就是思想的结构。 根据新的学术精英和外国学术系统模板的概念，新的学术系统自然会偏离数百年的教育和习俗“从土壤中出生”。 清朝的新学校系统面临着新旧，政府和人民以及城市和农村地区之间的多个游戏。 它涉及广泛的社会利益和经济纠纷，并引发了一系列破坏和破坏学校的事件。 “朗诵”和“教学”之间的反对也可以看作是新学校促进过程中许多摩擦的一种体现。
对于清朝的学者来说，反复记住和大声朗诵是一种教育习俗。 清朝的古代作家的“基于声音寻求气”的理论和Zeng Guofan等人格模型的阅读实践为记忆和阅读方法提供了更紧密的基础。 在引入新学习的开始时，即使是Xinmin Congbao等报纸也可能成为反复颂歌的对象。 当时，许多新学校仍然使用旧的教学方法，而中文的第一主题是“朗诵”和“教学”之间的主要战场。 直到中国共和国，在中学和中学中，仍有许多唱歌和背诵音乐的例子，更不用说流行的“黄田”（黄坎的曲调）或“唐·蒂亚”（唐·温兹的曲调）在上面的中文专业中很受欢迎。 Wu Lunun的颂歌）。 但是，尽管系统设计正在适应当前情况，但它也正在缓慢地改变习俗或逐渐消除旧教义的某些功能。 例如，在外国言语技能，独奏技能和音乐教育的指导下，诗歌朗诵往往越来越美观。 由于废除了帝国检查和新苏联主义的衰落，朗诵在记忆和自我文化中的传统功能不再在不断削弱。 到1950年代和1960年代，随着旧私立学校的消失，集体课堂教学成为一种新的教学习惯。 甚至中国大学的学生也开始对传统朗诵感到不熟悉甚至感到惊讶。 在这一点上，这种持续了十年的“阅读革命”确实结束了。
近年来，许多知识渊博的人重新宣传了诵经。 作为个人种植或课外爱好，我当然很高兴提倡它。 当我在北京大学教授“大学中语言”课时，我还将播放Tang Wenzhi，Zhao Yuanren，Qian Zhonglian和Zhu Dongrun的阅读录音，以告诉学生正确阅读古典诗歌的正确方法。 但是，当涉及宣传和晋升时，甚至将其纳入基础教育的课程要求时，我个人仍然有一些保留。 毕竟，整个文化体系都支持记忆的教学方法 - 从帝国考试系统到专门朗诵的本地阅读发音（与方言对话不同，这是绅士班级使用的本地“ Gentry Talk”。研究） - 在过去的120年中，从每日语言到民族教育的所有领域的均质化，它已经完全改变。 这也是一个关键点，将汉语课程，中文课程和中文课程与自现代以来的古典单词和章节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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