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年龄最大，有推荐其他三人的恩惠，所以就从欧阳修开始吧。
欧阳修推荐司马光、王安石、苏轼
欧阳修是北宋文坛的领军人物。 他被誉为“好人”，一生举荐人才无数。 他推荐的人才，如王安石、司马光、文彦博、包拯等，都成为了北宋政局的统治者。 这些人大多继承了欧阳修的政治性格，因此欧阳修的“好品格”对北宋的政治局势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欧阳修与司马光
欧阳修和司马光的关系并不密切。
嘉佑二年（1057年），司马光进京，任太常博士、知密阁。 次年，迁开封府升官。 当时，欧阳修被任命为秘阁、户部尚书、开封府全知。 欧阳修是司马光的直接领导。 两人此时刚刚认识，上下级关系已经持续了两年。
两人在京师同居十年，却没有直接的诗书交流。
宋神宗即位时，谋士欧阳修向宋神宗推荐司马光，称司马光“品德正直，学识渊博，自律侍从，长期谏言”。 ，又好言，两朝皆写之。” 因此，宋神宗任命司马光为翰林学士，不久又任命司马光为御史中丞。
欧阳修是庆历新党成员，早期改良派。 他的政治观点与司马光有很大不同。 两人之间最激烈的对抗是“溥仪之争”。
宋仁宗无子，宋英宗继位为旁支。 宋英宗的生父是普安邑王。 治平二年，宋英宗欲赐亲生父亲科举地位，便将此事交给大臣们商议，由此拉开了溥仪之争的序幕。
以欧阳修、韩琦为首的宰相主张英宗应称濮王黄考，“子孙称子孙为父母”。 以王珪、司马光为首的一派主张英宗应召溥。 国王是皇帝的叔叔，“作为人，后者是他的儿子，他不得关心私人亲戚”。
两派针锋相对，互不相让。 为了在亲生父亲去世后获得自己的名分，英宗绞尽脑汁，使用了各种手段。 他花了18个月的时间才终于实现了他的目标。
政府部长派虽然获胜，但在舆论上却输了。
司马光一直担心这件事。 两个人的关系并不亲密。 这件事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2、欧阳修、王安石
欧阳修和王安石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很难说清楚。 这里面有一个历史案例。
王安石早年成名与欧阳修有着密切的关系。 王安石在欧阳修的引导下进入京城做官。 既然欧阳修对王安石有好感，两人的关系应该是友好的。 但学界一直认为王安石“忘恩负义”，导致两人不和。
两人的相识，得益于曾巩的大力撮合。 欧阳修十分欣赏王安石的才华，在见到王安石之前，极力向朝廷推荐王安石。
嘉佑元年，两人第一次见面。 欧阳修赠王安石一首诗：“国子监言情诗三千首，吏部文章两百载。老了自怜犹在，谁与子争”将来。” 王安石答诗道：“日后若能瞥见孟子，我便安然，一生仰望韩公。”
欧阳修在诗中用李白、韩愈来鼓励王安石，表现出他对王安石的崇敬之情。 他希望王安石能够成为他的接班人，倡导古文运动。 王安石的回信诗有礼貌拒绝的意思。 很多学者认为王安石自徐孟子起就对欧阳修不敬，两人从此不和。 然而，欧阳修与王安石捐诗之后，两人的关系便产生了密切的关系。 他们经常在聚会上见面，和声吟诗，事实上打破了两人“不和”的传闻。
但从嘉佑五年（1060年）开始，两人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十年没有交集。 直到熙宁四年（1071年），欧阳修才写下《恭请君王、宰相拜相》，呈献给王安石，王安石也在这一年入仕。 次年，欧阳修去世。
《宋史·王安石传》记载王安石入仕时诽谤欧阳修。
欧阳修请求出仕，冯敬留他留下。 安石曰：“休极重韩齐，立齐为国臣。此人，害一郡，害朝廷，害朝廷，岂能安然用之？”
欧阳修去世后，人们纷纷撰文悼念这位文学领袖、朝廷重臣，表示哀悼。 其中最精彩、最受推崇的著作是王安石的《欧阳文忠公文》。 这篇奏折战胜了与欧阳修关系最密切的曾巩、苏轼、苏辙等人的奏章，成为千古流传的名篇。
在奏疏文字中，王安石称欧阳修为自己敬佩、亲近的前辈，盛赞欧阳修在文学上的光辉成就，在政治上的高尚品德和卓越成就。 全文语气诚恳，有颂而不谄媚，有哀而不悲。
人们不禁要问：难道王安石言出必行，用祭文欺骗世人，还是《宋史》无中生有？
我同意梁启超先生的观点：“生时被人谗言为天下大恶，死后却被人誉为天下奇人，怎能如此？”
3、欧阳修与苏轼
欧阳修与苏轼有着深厚的友谊。 不仅如此，欧阳修家族与苏轼家族也有着深厚的友谊。 两家人的友好关系持续了四代，堪称家族好友。
据统计，苏轼在他的文集中提到欧阳修176次，其中与欧阳修或欧阳修家族有关的诗有106首。 他直接赠予欧阳修诗6首，和声诗2首，纪念欧阳修诗2首，悼念诗5首。
苏轼与欧阳修的见面次数并不多，只有四次。 嘉佑二年，苏轼、苏辙考中进士。 他们通过科举考试后，到主考官欧阳修家拜谢。 这是苏轼与欧阳修的第一次见面。
苏轼在《欧阳文仲及其夫人随笔》中这样描述与欧阳修的会面：
众人握着他的手掌，笑得脸色都变了。 我这一代人中没有人像我一样。 我是一名退役将军，我是一个温柔的人。 我会再次向总督察致敬。 这是官方的。 虽然我知道自己的错，但我不敢不做。
这次见面，两人建立了终生的师生关系。 苏轼一生都将欧阳修视为弟子。
欧阳修对苏轼给予了最高的评价：“此乃吾辈之人，弟子多于他人。” 还对苏轼说：“我是老将军，我要退休了，还请你温柔以待。” 他希望苏轼能够肩负起继他之后领导文坛的重任。
文坛领军人物的赞扬、关怀和鼓励，使原本名不见经传的眉山学者，一下子成为朝野中著名的文学大师。
苏轼与欧阳修虽然没有太多的直接接触，但他们的关系却很密切，原因有二：一是苏轼一直感激欧阳修对苏轼父子的恩情；二是苏轼一直感激欧阳修对苏轼父子的恩情；二是苏轼一直感激欧阳修对苏轼父子的恩情。 其次，欧阳修在为人、文学、政治上都与苏轼相似。 树立标杆和榜样。
欧阳修与苏轼的友谊更加深厚，薪火相传。 苏轼竭尽全力，领导欧阳修倡导的诗词改革运动取得彻底胜利。
王安石与司马光的君子之争
王安石与司马光这对势均力敌的政治对手，实际上私交甚密。
司马光比王安石大两岁。 他们年龄相仿，才华也相似。 他们还担任群木司法官。 两人兴趣相投、志同道合，成为无话不谈的亲密朋友。
许多年后，当司马光谈起自己与王安石十几年的交往时，他认为自己和王安石是好朋友。 他说：“孔子曰，三友益，三友害。光无才，不足以辱介夫。朋友；然我接任侍郎以来，与同僚共事十余年，不能说我从未如此精致过。”
而王安石则说：“我与君世友相处已久”，“我无缘相见，也不想只是对你的思念”。
两人在品德上最为契合。 以正统的士大夫道德标准来衡量，两人无疑是最好的。 邵伯文、朱熹都称赞他“二皇子为人低调，不善官职，不耕品以利”。
在司马光眼中，王安石是“名誉天下三十余年，有学识，有才华，进难易退，远近人知而不解”的人。据说介夫不能崛起，他就孤独了。” 既能成立，百姓就会受益！”
王安石看着司马光说：“司马光是真正的君子。”
熙宁二年，王安石主持变法大刀阔斧，司马光则针锋相对，明确反对变法。 这两个朋友成为了同样强大的政敌。
尽管王安石与司马光的关系因政见不同而破裂，但两人仍然保持着对彼此人格的尊重。
反对党领袖卢杰去世后，司马光为他写了墓志铭，提到新法祸害百姓。 有人得到了墓志铭，献给王安石，希望诽谤司马光。 没想到王安石看完后并没有生气。 他把抄本挂在墙上，对每一个遇见的人说：“君石的文字，也是西汉写的。”
君子和而不同。 王安石和司马光都是心胸开阔的人，他们的争执和分歧都是基于维护国家，不涉及个人利益冲突。 这正如司马光所说：“光与介甫利益不同，目标却是共同的”。 相同的”。
元佑元年，王安石病逝。 司马光得知这个消息后，非常伤心。 他担心王安石死后会被小人羞辱。 他立即写信给他的右侍郎吕公主说：“介父文章清正，多有非凡功绩……现正纠正其错误，以除其弊，可惜介父去世，而那些重蹈覆辙的人，他们只是想说，朝廷应该宽宏大量，以助兴轻浮之风。”
在司马光的建议下，朝廷追授王安石为太傅。
自古以来，中国的维新派都是没有好下场的。 王安石能够在健康的年龄去世并哀悼他的去世是一个例外。
苏轼与司马光有着深厚的友谊
苏轼与司马光有着深厚的友谊。 司马光比苏轼大18岁，比苏轼早19岁。 司马光是苏轼的资深学者。 苏轼非常欣赏这位前辈学者。 “大众以其文章而闻名于世，他以忠义而为人师”。
嘉佑六年，苏轼兄弟参加制试，司马光为考官之一。 司马光非常欣赏苏轼兄弟。 当苏辙的文章引起争议时，宰相韩琦等人都认为应该废黜苏辙。 司马光认为苏辙有爱君爱国之心，只得接受。
为此，司马光将自己的《策略论》呈给宋仁宗，劝仁宗不要只看苏辙文章的小瑕疵，而忽视进谏的“直率”精神。
文中，司马光还对苏轼、苏辙、王杰在考试中的对策进行了总体评价，认为“本文所描述的国家，大体是关于国家的，国家是关于计划的，其中有很多选择。”
司马光的建议对促使宋仁宗了解并聘用苏辙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司马光对苏氏兄弟，尤其是苏辙的评价和保护，让苏氏兄弟直接进入了仁宗的视野，为他们日后的仕途铺平了道路。
治平三年，苏洵病逝。 司马光亲自前去吊唁，并为苏轼的母亲写了墓志铭。 苏轼与司马光开始了正式的交往。
从那时起直到司马光去世，苏轼与司马光的友谊持续了20年。
两个志同道合的人，在患难之际，吟诗作赋，互相安慰。 在此期间，司马光还向宋神宗推荐了苏轼，并且还受到了苏轼“乌台诗案”的牵连。
如果说苏轼前半生司马光的影响不算大，那么苏轼后半生的升迁与耻辱则与司马光有很大关系。 元佑年间，苏轼在司马光的支持下，享受了仕途的无限辉煌； 在司马光的介入下，绍圣之后的苏轼经历了无尽的坎坷人生。
苏轼一直视王安石为敌人。
苏轼与王安石没有私交。 他一生都坚决反对王安石，甚至在王安石死后也是如此。
苏轼对王安石的“仇恨”源于其父亲苏洵的影响。 嘉佑年间苏洵刚到京城时，他的文章受到当时人们的高度评价，苏洵也很自负。 只有王安石“不以为然”，认为“询、议、平衡、施政的文章很漂亮，但大多是讲兵力、权势的”。 因此，苏洵对王安石极为憎恨，骂王“囚首丢面”、“稍有变动，必招祸乱天下”。
嘉佑六年，苏轼兄弟与王安石发生直接冲突，苏轼与王安石的关系进一步恶化。 这一年，苏轼兄弟俩都应试了。 苏辙的文章语气尖锐，将唐穆宗、唐恭宗与宋仁宗相比较，排名垫底。 王安石知道了圣旨，认为苏辙是在攻击皇帝，所以拒绝为他写圣旨。 苏哲被关押在京城，无法赴任。
王安石上台推行变法时，苏辙是第一个上书反对的人。 王安石与苏轼之间的矛盾也日益尖锐。
王安石在用人方面强调“宁用平人，不用碍人”。 他根据自己是否支持新法律来划定界限。 所有拒绝执行新法的官员都被降职，他甚至对一些高级官员无礼。 苏轼对新法的猛烈攻击，肯定不会重用。
苏轼不仅对新法进行了猛烈的批评，还对王安石进行了人身攻击。 熙宁年间及以后，苏轼经常在诗中称王安石为逆臣、奸臣，并与王莽、董卓等人相提并论。 这已经超出了政治观点的争论，纯粹是人身攻击。
王安石卸任宰相，在江宁告老时，苏轼到江宁看望王安石。 有人认为两人“一笑而过”。 事实上，事实并非如此。 苏轼此行的目的很明确，就是通过王安石的话来推荐秦观。
王安石死后，宰相司马光主张对待王安石“更厚礼”，于是追授王安石为太傅。 此时，苏轼被任命为中书舍吏，负责起草《王安石赠太傅志》。 明褒暗贬，“虽然是褒义之词，但其中却有微妙的含义。”
元佑三年，有人提议王安石享神宗祠。 苏轼两次上书反对，斥责王安石是“奸诈之人”。 到了仁宗英宗朝，他“百般欺骗，盗取名号，或许以为可以用，唯有韩琪一人”。 知其奸者，决不入。”
人们说王安石性格固执，苏东坡心胸开阔。 不过，从苏轼对王安石的态度来看，却并不是那么豁达。 他一生视王安石为敌人。
原因很难解释。 除了政见不同的原因外，有学者认为是苏轼的嫉妒。
与王安石相比，他更加慷慨。 当苏轼因“乌台诗案”而生命垂危时，苏轼的许多亲友都保持沉默，很少有朝廷官员为苏轼发声。 当时，已经辞官在家的王安石，给皇帝上书，对政敌说了句公道话：“圣人岂能杀贤人？”
排行榜
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苏轼的才华闪耀千古，都是道德文章一流的人物。 但我觉得他们之间还是有区别的，所以我对他们进行了排名。 这只是我个人的意见。 如果我说得不合适，希望您能指正。
道德人物：王安石、司马光、苏轼、欧阳修
文学影响：苏轼、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
政治人才：王安石、欧阳修、司马光、苏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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