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钟 大吕;黄钟大吕用来形容什么

青铜乐器 黄钟大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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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记·乐记》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通过各种类型、样式和风格的乐器及音乐，我们可以了解当时的生活、习俗和文化。

中国早在青铜时代，音乐文化就已经相当昌盛。中国古代乐器有所谓“八音”，即金、石、丝、竹、土、革、匏(páo)、木。其中绝大多数材质容易朽蚀，难以保存。然而作为“八音”之首的“金”，即青铜乐器，在考古发掘中有较多的发现，极大动了对古代音乐史的研究，也使我们得以走进古代音乐艺术的殿堂。

源流

二里头文化时期，青铜乐器仅发现铜铃。几件铜铃均体型较小，器壁较薄，铃体上窄下宽，横断面为合瓦形，一侧有扉棱，舞面为平面，上设有桥形钮。这些铜铃出土时，铃体皆被数层织物包裹，铃舌为玉质，保存完好。铃、舌金玉相配，可见在当时为极其珍贵的物品。

商、西周的青铜乐器主要有铙(náo)、钟、镈(bó)、鼓等。当时的青铜乐器与商周礼制密不可分，在国家举行祭祀、征伐、宴飨等仪式时，都有乐舞相伴，并有严格的礼乐制度。在“无礼不乐”“无乐不礼”的礼乐制度下，乐器的形制、演奏及曲目都要合乎礼节。

春秋战国时期，青铜乐器的使用更加广泛。这一时期，各路诸侯崛起，他们无视周王室的权威，僭用超越自己爵位等级规定的乐舞，使得春秋战国时期的音乐文物登上了中国青铜乐器的历史巅峰。各种青铜乐器琳琅满目，异常丰富，还新增錞(chún)于、钲(zhēng)、句鑃(gōudiào)、铎(duó)等军乐器和宴飨乐器。

战国末期，青铜时代走向终结。秦汉之后，先秦宫廷钟磬乐悬基本消失殆尽，青铜乐器逐渐走向衰落。不过，西周的礼乐制度仍影响着中国社会。如山东章丘洛庄汉墓出土的大量乐器，展现出汉初音乐生活的生动图景，为我们提供了研究古代音乐史的新课题。

分类

铃、铙、铎

铃(图⑦)形体通常较小，通高多在10厘米以下，在腔内系一游动的铃舌，摇动铃体与舌撞击以发声。西周中期以后，已有大小相次数件编组的编铃。

铙(图⑨)是商晚期与西周早期的一种青铜乐器，外表似铃但较大。据文献记载，铙一是用于军旅，二是用于祭祀和宴飨时配合其他乐器击打节拍。铙表面的纹饰与铭文皆以柄所在方向为正，可知铙在使用时，口是向上的。北方系统的铙一般是小型的，应在中空短柄中接续木柄，手执敲击发声，多编列成组，称为编铙。南方系统的铙主要出土于湖南、江西、江苏、浙江和福建，体型高大厚重，应当是插在座上敲击的。

铎(图⑩)与铃相似，也是有舌青铜乐器。不同之处在于，铃悬挂使用，铎则装有木把，手持摇振，使铎腔内的金属舌撞击铎体发声。

钟、镈

钟(图④)体两侧尖锐，横截面为合瓦形，用木槌敲击或木柱撞击发音部位以发音。青铜钟包括三种不同的形制：甬钟、钮钟和镈。甬钟侧悬，钮钟直悬，镈为平口，在音乐和音响性能上各有特色。青铜编钟在西周早、中期通常是一套三件或四件，到春秋早期增加到一套八件为常制。春秋晚期淅川下寺出土的王孙诰编钟，数目达到26件。

目前所见规模最大的一套编钟，是战国时期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65件分三层悬挂的编钟。钟架、钟钩、钟体上共有3755字铭文，内容为编号、记事、标音和乐律理论，铭文多数错金。整套编钟低音浑厚，中音圆润，高音清脆，音域宽广跨五个半八度，中心音域内十二个半音齐备，一钟双音，可以旋宫转调。曾侯乙编钟的出土改写了世界音乐史。

钲、句鑃

钲(图⑤右)、句鑃(图⑤左)主要盛行于春秋战国，是两种形制相近的乐器，一般把口沿较平、仅两铣侈出的称为钲；把口沿内凹、腔体更宽阔的称为句鑃。前者多用于军旅，后者主要用于祭祀宴飨。

錞于

形制上大下小，浅盘、平口、束腰，下体收敛。上有钮，应是悬挂在架子上使用，打击而发声(图⑧)。

鼓

铜鼓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流行于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铜鼓。出土数量甚多，平面曲腰、中空无底，到清末才完全停止铸造。一类是用铜仿制的木腔皮面大鼓(图⑥)，重要的标本有两件，一件流落日本，为双鸟饕餮纹铜鼓；一件藏于湖北省博物馆的崇阳铜鼓。从铜鼓凝重的造型、简朴的纹饰等形制特征来推断，崇阳铜鼓较之日本收藏的双鸟饕餮纹铜鼓更古朴。

乐器不仅讲述了不同历史时期的音乐文化和科学技术，还承载了当时社会的风土人情、信仰、道德与向往。在已经逝去的青铜时代，在宫廷的祭祀中、庄重的宗教礼仪中、盛大的军阵中、欢乐的宴飨中，我们都能听见乐音的回荡，看见种种乐器的身影。而在文化飞速发展，科技日新月异的今天，观赏精美的铃铎鼓磬，聆听庄严的黄钟大吕，仍能给予我们一份宁静致远的沉稳，一些与古为新的灵感，一股砥砺前行的力量。

(作者为湖北省博物馆馆长、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本报记者范昊天整理。图片由湖北省博物馆提供)

版式设计：张丹峰

《 》( 2020年01月28日 06 版)

青铜乐器 黄钟大吕

《礼记·乐记》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通过各种类型、样式和风格的乐器及音乐，我们可以了解当时的生活、习俗和文化。

中国早在青铜时代，音乐文化就已经相当昌盛。中国古代乐器有所谓“八音”，即金、石、丝、竹、土、革、匏（páo）、木。其中绝大多数材质容易朽蚀，难以保存。然而作为“八音”之首的“金”，即青铜乐器，在考古发掘中有较多的发现，极大动了对古代音乐史的研究，也使我们得以走进古代音乐艺术的殿堂。

源流

二里头文化时期，青铜乐器仅发现铜铃。几件铜铃均体型较小，器壁较薄，铃体上窄下宽，横断面为合瓦形，一侧有扉棱，舞面为平面，上设有桥形钮。这些铜铃出土时，铃体皆被数层织物包裹，铃舌为玉质，保存完好。铃、舌金玉相配，可见在当时为极其珍贵的物品。

商、西周的青铜乐器主要有铙（náo）、钟、镈（bó）、鼓等。当时的青铜乐器与商周礼制密不可分，在国家举行祭祀、征伐、宴飨等仪式时，都有乐舞相伴，并有严格的礼乐制度。在“无礼不乐”“无乐不礼”的礼乐制度下，乐器的形制、演奏及曲目都要合乎礼节。

春秋战国时期，青铜乐器的使用更加广泛。这一时期，各路诸侯崛起，他们无视周王室的权威，僭用超越自己爵位等级规定的乐舞，使得春秋战国时期的音乐文物登上了中国青铜乐器的历史巅峰。各种青铜乐器琳琅满目，异常丰富，还新增錞（chún）于、钲（zhēng）、句鑃（gōu diào）、铎（duó）等军乐器和宴飨乐器。

战国末期，青铜时代走向终结。秦汉之后，先秦宫廷钟磬乐悬基本消失殆尽，青铜乐器逐渐走向衰落。不过，西周的礼乐制度仍影响着中国社会。如山东章丘洛庄汉墓出土的大量乐器，展现出汉初音乐生活的生动图景，为我们提供了研究古代音乐史的新课题。

分类

铃、铙、铎

铃（图⑦）形体通常较小，通高多在10厘米以下，在腔内系一游动的铃舌， 摇动铃体与舌撞击以发声。西周中期以后，已有大小相次数件编组的编铃。

铙（图⑨）是商晚期与西周早期的一种青铜乐器，外表似铃但较大。据文献记载，铙一是用于军旅，二是用于祭祀和宴飨时配合其他乐器击打节拍。铙表面的纹饰与铭文皆以柄所在方向为正，可知铙在使用时，口是向上的。北方系统的铙一般是小型的，应在中空短柄中接续木柄，手执敲击发声，多编列成组，称为编铙。南方系统的铙主要出土于湖南、江西、江苏、浙江和福建，体型高大厚重，应当是插在座上敲击的。

铎（图⑩）与铃相似，也是有舌青铜乐器。不同之处在于，铃悬挂使用，铎则装有木把，手持摇振，使铎腔内的金属舌撞击铎体发声。

钟、镈

钟（图④）体两侧尖锐，横截面为合瓦形，用木槌敲击或木柱撞击发音部位以发音。青铜钟包括三种不同的形制：甬钟、钮钟和镈。甬钟侧悬，钮钟直悬，镈为平口，在音乐和音响性能上各有特色。青铜编钟在西周早、中期通常是一套三件或四件，到春秋早期增加到一套八件为常制。春秋晚期淅川下寺出土的王孙诰编钟，数目达到26件。

目前所见规模最大的一套编钟，是战国时期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65件分三层悬挂的编钟。钟架、钟钩、钟体上共有3755字铭文，内容为编号、记事、标音和乐律理论，铭文多数错金。整套编钟低音浑厚，中音圆润，高音清脆，音域宽广跨五个半八度，中心音域内十二个半音齐备，一钟双音，可以旋宫转调。曾侯乙编钟的出土改写了世界音乐史。

钲、句鑃

钲（图⑤右）、句鑃（图⑤左）主要盛行于春秋战国，是两种形制相近的乐器，一般把口沿较平、仅两铣侈出的称为钲；把口沿内凹、腔体更宽阔的称为句鑃。前者多用于军旅，后者主要用于祭祀宴飨。

錞于

形制上大下小，浅盘、平口、束腰，下体收敛。上有钮，应是悬挂在架子上使用，打击而发声（图⑧）。

鼓

铜鼓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流行于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铜鼓。出土数量甚多，平面曲腰、中空无底，到清末才完全停止铸造。一类是用铜仿制的木腔皮面大鼓（图⑥），重要的标本有两件，一件流落日本，为双鸟饕餮纹铜鼓；一件藏于湖北省博物馆的崇阳铜鼓。从铜鼓凝重的造型、简朴的纹饰等形制特征来推断，崇阳铜鼓较之日本收藏的双鸟饕餮纹铜鼓更古朴。

乐器不仅讲述了不同历史时期的音乐文化和科学技术，还承载了当时社会的风土人情、信仰、道德与向往。在已经逝去的青铜时代，在宫廷的祭祀中、庄重的宗教礼仪中、盛大的军阵中、欢乐的宴飨中，我们都能听见乐音的回荡，看见种种乐器的身影。而在文化飞速发展，科技日新月异的今天，观赏精美的铃铎鼓磬，聆听庄严的黄钟大吕，仍能给予我们一份宁静致远的沉稳，一些与古为新的灵感，一股砥砺前行的力量。

（作者为湖北省博物馆馆长、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本报记者范昊天整理。图片由湖北省博物馆提供）

版式设计：张丹峰

《 》（ 2020年01月28日 06 版）

(责编：周倩文、张隽)

百年｜回忆邓小平南方谈话：黄钟大吕压倒了瓦釜之鸣

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中国正遭遇着历史考验的艰难时刻。1992年，中国这艘巨轮驶进的海域，波涛汹涌，暗礁丛生。

88岁的邓小平于这一年的年初，毅然南下，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谈话。讲话高瞻远瞩，不啻为于笼罩在姓“社”姓“资”阴霾之下的中国扔下一颗重磅“原”，其产生的能量冲破了历史的迷雾，冲破了前进的障碍。

△1992年1月18日，邓小平和卓琳在南下的列车上。图片来源：邓小平纪念网

1992年1月17日，旧历腊月十三，一辆没有编排车次的绿皮车悄无声息地滑出站台，深夜出京。

时任广东副秘书长的陈开枝，负责此次接待小平一行，在讨论接待方案时思量，“老人家提出到南方‘休息’，就是要借到南方去‘休息’之机，实地考察他亲自倡议兴办的经济特区，全面考察这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试验田的成效。”

于是,陈开枝力主让老人多看看最前沿的怎么工作，怎样生活，把更多的时间留给老人，听听他讲些什么。

轻车简从，不事张扬，这是邓小平外出视察一贯的原则。这一次，在出京之前，老人甚至提前打了招呼，不要专门汇报，不要陪餐，不题词，不见记者，不摄影，不报道。

在深圳国贸大厦——当时中国最高的楼，当邓小平参观完离开的时候，走廊里站满了自发前来一睹小平风采的市民。不知道走漏了消息，人们一传十、十传百自动自发地来了。人们尽情地鼓掌，掌声经久不息。邓小平频频向大家招手致意。现场无人组织，却秩序井然。

△1992年1月20日上午，邓小平到深圳国贸大厦参观。邓小平听取了深圳市负责人的工作汇报，充分肯定了深圳在和建设中所取得的巨大成绩，并作重要指示。图片来源：搜狐新闻

广东之行，邓小平边走边说，用最简单、最朴实、最通俗但又铿锵有力、不容争辩的语言下达了继续沿着道路前进的指令。

“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

“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

“特区姓‘社’不姓‘资’”。

“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

陪同小平参观视察的人，都能听得出来，老人家是有备而来的。他总是触景生情，有感而发。在珠海视察生化制药厂时，老人看到企业醒目的标语“不求虚名，只求实干”后，停下脚步，轻声默念，然后赞许地说：“对，就是要实干!”

他甚至动用了言辞激烈的批评：“不坚持社会主义，不,不发展经济，不改善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才会相信你、拥护你。”

△1992年1月，邓小平在深圳迎宾馆。图片来源：邓小平纪念网

小平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读懂了，读懂了他所处时代的诉求和理想

对自己亲手缔造的这块“试验田”，邓小平视察之后说，“八年过去了，这次来看，深圳特区发展得这么快，我没想到，看了以后，信心增加了。”“特区姓‘社’不姓‘资’”。他在给这块“试验田”肯定、鼓励、打气。

“小平南方谈话传达之后，立即在党内外、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和巨大震动。黄钟大吕的声音一下子压过了‘左’的声音。”以政论文章著称的凌志军在《交锋》一书中这样形容南方谈话带来的影响。

历史视野里的1978年和1992年，成为30年的关键节点。中宣部原副部长、党校原副校长龚育之有一段精彩的概括：“如果说，1978年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那篇讲话，实际上成为十一届三中主题报告，是标志着新时期开端的一篇解放思想的宣言书，那么，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则是标志着新时期的历史发展进入新阶段的、解放思想的宣言书。”

南方谈话结束之后的2月28日，将小平谈话以2号文件的名义传达全党。

有历史学家注意到，小平在1992年春节的这次南方之行，正好发生在全国已经开始准备十四大之际。小平谈话如一记重锤，在关键历史时刻一锤定音。的历史潮流已不可逆转。

当年10月，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中国经济进入新一轮的快速发展周期。

摘自 | 《文萃》2021年7月上

稿件来源 | 《南方》

本文作者 | 张鹏 郭小戈

责任编辑 | 芜影

微信编辑 | 少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