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言诗创作中的言意与才性
作者：马国栋（赣南师范大学国学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观察魏晋玄言诗的创作，不可忽略当时盛行的两个思辨：一是诗歌所要表达的深刻抽象内容与语言文字自身的客观制约的矛盾冲突，即言意之辨。另一个则是轻视品德修养而高扬才情的个性追求，即才性之辨。
中国古人很早就提出“言为心声”，相信人的心思是可以通过语言来表达的。就诗歌创作而言，则有“诗言其志”（《礼记·乐记》）之说，把言作为表意的基本方式和功能。因此，“辞达而已”的观点也比较深入人心。但《老子》《庄子》等却又提出了“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老子·一章》）、“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庄子·知北游》）等言不尽意的理论，使语言的表达功能受到了严重质疑。尤其是到了魏晋时期，文人们普遍倾向于老庄之学，因此言不尽意的理论一时占了上风。嵇康在《声无哀乐论》中就讲：“知之之道，不可待言也……夫言非自然一定之物，五方殊俗，同事异号，举一名以为标识耳。”“心之与声，明为二物。二物诚然，则求情者不留观于形貌，揆心者不借听于声音。”晋人张韩更鲜明地说：“余以为留意于言，不如留意于不言；徒知无舌之通心，未尽有舌之必通心也。”（《不用舌论》）。
但魏晋文人明白，诗歌总是要通过语言来实现的，语言的不尽意性可以导致人们完全不在乎语言的使用状况，也可以相反促使人们更加追求能够尽量表达意义的词语。这两种情况，都在魏晋玄言诗的写作中得到了体现。不在乎语言使用状况者，干脆把《老子》《庄子》等理论书籍中的概念、词语，直接引入诗歌作品，出现了充斥着理论词汇、始终刻板言理的诗作，比如孙放的《咏庄子》和支遁的佛理诗。而尽量寻求可以表达情意词语者，则一方面热衷于玄谈活动，通过玄谈来锻炼语言能力，形成了非常壮观的口头写作局面，另一方面又用客观意象比如山水意象等，来引导人们进入客观意象后面的意义所在，这就是陶渊明的一些田园诗、谢灵运的一些山水诗居然也被人们视为玄言诗的根本原因。
因此，魏晋玄言诗虽然在整体上没有留下什么脍炙人口的作品，但它却是创作主体第一次思考诗歌表现的本体意义、寻求语言表达功能的本质突破，尽管这一切都是在魏晋玄学的影响下展开的，但对诗歌创作行为的意义则是非常重大的。如果说汉末的时世变易引发了文学创作的自觉意识，那么，以魏晋玄言诗为标志，则意味着诗歌创作本身开始了更深刻的本体意义思考，是围绕诗歌要表达的主体内容与语言的不可实现之间的矛盾，所展开的兼具形而上与形而下两方面意义的可贵探索。
从诗歌创作的主体角度看，参与魏晋玄言诗写作或者与此有关的诗人们，普遍表现出轻视品德修养而高扬才情的个性追求，即才性之辨。此风张举于曹操之“唯才是举”，而突出表现为王弼、何晏等才俊之士的才德反差和浮辞游说，最后则发展为张扬才情，超越常规，以不假思索、无待整饰的自然形态，去展示或追寻本体的真实内涵。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就是“非夫渊静者不能与之闲止，非放达者不能与之无吝，非至精者不能与之析理也”（嵇康《琴赋》）。何晏曾倡言说：“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夏侯泰初是也，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司马子元是也；惟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吾闻其语，未见其人。”何晏这种以“神”自许的张扬个性意识，在很大程度上表达了庸才所不能企望的一种认识境界。
魏晋文人对个人才情的高扬，更体现在文学写作中。当时的许多咏物赋都在竭力渲染此物之珍奇绝异，如嵇康《琴赋》称琴“惟椅梧之所生兮，托峻岳之崇冈。披重壤以诞载兮，参辰极而高骧。含天地之醇和兮，吸日月之休光；郁纷纭以独茂兮，飞英蕤于昊苍”。首先把制作琴的原料描写为充满了奇特瑰异色彩的物质，以下又从生长环境、选材、制作以及调音过程，一步步地加深这一种色彩。这种渲染手法当然与汉大赋之铺张扬厉有关，但汉大赋只是营造一种空前的气势，形成物理的张力，魏晋咏物赋则显示了个性的品格，物之奇异仅是外形手段，真正所要表达的是主体的超绝才情。
那么这种超绝才情是什么呢？从现存的玄言诗及其诗人情况来看，当时的诗都富有才学而且擅长思辨。《世说新语》中所记录的辩难之言和玄谈之语，在我们今天看来，似乎并不具有多少理论建树，但从论辩的技巧中，我们仍能非常强烈地感受到论辩双方的才思辉光。《世说新语》“文学篇”记载：“支道林、许掾诸人共在会稽王斋头，支为法师，许为都讲。支通一义，四坐莫不厌心；许送一难，众人莫不抃舞。但共嗟咏二家之美，不辩其理之所在。”大家已经完全被支道林、许掾二人论辩的过程包括用词及其音声等效果所征服了，反而忘记了辩论的议题和内容。这种类似于说书所达到的听觉效果，从说者（论者）的角度，恰好就是他们思辨能力与表达能力的才华外现，是通过口辩的形式，集中体现他们对言意关系的把握和对语言功能的极限实现。因此，我们可以想象，魏晋诗人一方面为深邃的思理与苍白的语言之间的不和谐而煎熬，另一方面则为他们所做的有关尝试即玄言诗的写作而得意，因为玄言诗可能不是最适合阅读的作品，但一定是他们个人才情的充分展示，或者说玄言诗成了他们展示自己高隽才思的主要形式。于是，作品可能失败了，个人却胜利了。甚至于有些人如嵇康、何晏等虽然因无限张扬个性而导致肉体的毁灭，但他们在精神上却从未承认失败。我们今天在阅读玄言诗时，可能不觉得有多少美感可言，但如果联系写作玄言诗的诗人们当时的精神状态，就必然会体会到诗人们不屈的志气和横溢的才气。
从文学发展史的眼光来看，魏晋玄言诗将表现的范围触及抽象的义理层面，又孜孜于寻求诗歌语言的最佳表达方式，这种类似于取火自焚的表现，反映的是诗人可贵的开拓精神和探险精神。我们今天读玄言诗，应该通过对言意之辨和才性之辨的深刻理解，从而认识玄言诗对于中国诗歌尤其是言理诗歌不断走向成熟的积极贡献。
《光明》（ 2019年04月15日13版）
“攀·灯”：向着明亮那方
是什么样的团队同时吸引了年轻教师、骨干教师甚至名师？“攀·灯”联盟发起人潘文彬认为，是联盟的信念、姿态与情致。团队里的一群人用自身的光和热，照亮、温暖着儿童与伙伴，他们积极向上，不懈前行，叩问最扎实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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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成为工作室成员后，我的语文教学之门得以真正开启。因为联盟成员分属不同学校，每次有学习的机会我都十分珍惜，渴望向上的种子悄然萌发，不时收获成长的惊喜。”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高新实验小学教师徐洪权谈及成长时说，最离不开的是团队。即便已经是特级教师的胡红，仍表示她的成长得益于“攀·灯”名师工作室联盟这片沃土。
是什么样的团队同时吸引了年轻教师、骨干教师甚至名师？“攀·灯”联盟发起人、南京市中华中学附属小学校长潘文彬认为，是联盟的信念、姿态与情致。“一人行快，众人行远”是“攀·灯”联盟的一种信念，“贴着地面行走，不在云端舞蹈”是“攀·灯”联盟的一种姿态，“相遇、温暖、照亮”是“攀·灯”联盟的一种情致……“攀·灯”联盟的教研热情持久浓烈，总让人回味悠长。
8年多来，“攀·灯”联盟在语文专家的关心和引领下，在区域教育主管部门的支持和帮助下，成功策划和开展了一次次语文教学主题研究活动。“攀·灯”团队曾多次组织成员赴四川、新疆、青海等地与外省份的名师工作室交流、送课，为当地语文教师的专业成长提供了全面助力。
“7合一”的重量级联盟
“攀”者，引也；“灯”者，破暗启明也。“攀·灯”，取领航照亮、延续光明之意。现在的“攀·灯”联盟已经是南京市七大名师工作室联合体，成员含潘文彬工作室、李响工作室、刘荃工作室、杨树亚工作室、史春妍工作室、金立义工作室、胡红工作室的近百名语文青年教师。这支由7位志同道合的江苏省特级教师领衔的团队，已然成为南京市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带队伍，潘文彬不是没有经验，但是要带如此“重量级”的队伍，并不容易。
2002年9月，潘文彬被评为江苏省特级教师，成为当时南京市最年轻的小学语文特级教师。后来他获誉无数：全国优秀教师、国家级骨干教师、江苏省教育家培养对象等。十几年前，在南京市南湖第一小学任教时，他就是南京市建邺区教育局挂牌成立的“潘文彬语文工作室”领衔人，带出了诸如“M4”“F6”等颇有名气的语文团队。
几十年来，潘文彬在语文路上且行且思，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教学主张——“守护儿童的天性”“用语文的方式教语文”“灵动而朴素地教语文”。
取得了诸多成绩，但在其他6位名师和“攀·灯”联盟成员心中，潘文彬不仅是“领路人”还是“邻家大哥”。
在潘文彬看来，队伍不是“带”出来的，联盟之所以能形成合力，是因为他们有着同样的语文追寻——研究和把握语文教育的真谛，让儿童能够享受语文学习的幸福；他们有着相同的教育认知——相互学习方能发展，合作分享方能取长补短，和而不同方能百花齐放。他们是7个领衔人，更是“一个人”。基于这样的共同信念，他们携手前行，从容而优雅地走在语文教育的路上。
把最美的语文献给儿童
“贴着地面行走，不在云端舞蹈”，是“攀·灯”联盟的一种姿态。他们与儿童相遇，儿童纯真的心灵、渴求知识的目光时时温暖着他们，提醒着他们，也在激励着他们要做儿童语言智慧和精神成长的“点灯人”。
“守护儿童的天性”就是用“顺木之天，以致其性”的思想与智慧，尊重儿童，理解儿童，引导并唤醒儿童自我成长，让儿童能够成为他自己。守护天性的教育是尊重儿童、关注差异的教育，每一个儿童都是独特的“这一个”。守护天性，就是尊重“这一个”独立个体的存在之美，重视并研究“这一个”独立个体的差异之美。
在一次课堂教学研讨活动中，潘文彬说：“语文课要抓住核心问题，上得简约而不简单。”这句话使特级教师金立义如梦初醒。许多年来，金立义对阅读教学现状一直不满——目标不明，或越位，或缺位，或错位；教学内容庞杂不当，虚肿发胖；教学环节烦琐、流程冗长……他努力实践、思考、探索突破之路，找寻能准确表达自己教学主张的词语。“简约而不简单”，不正是他一直寻找的教学意义吗？
“简约”，于金立义而言，是个多么适切的词语。于是，“简约”与金立义不期而遇，与他内心的思索一拍即合。从此，金立义的教学理念日益明确而清晰起来。他认定，语文教学应守望“简约”。“大道至简”，阅读教学必须化繁为简、轻盈行走、回归本质。简化教的环节，强化丰富儿童学的环节，也是对儿童的温暖和照亮。
此外，特级教师杨树亚的“思辨式阅读教学”的主张，给了儿童充满生机与活力的课堂；特级教师史春妍主张“静下心来教语文”，以儿童喜欢的方式来教，让儿童轻轻松松地学；特级教师刘荃站在“语文的根基上前行”，既是对语文的守护，更是对儿童的守护。特级教师李响的“美学语文，理想课堂”的教学主张、特级教师胡红的“时时处处学语文、用语文”的教学理念以及他们的教学实践都在诠释着校园是诗，课堂是诗，语文是诗，儿童更是诗。
著名特级教师王兰曾对“攀·灯”联盟的教研这样评价：“看得见的茁壮，哪怕脚下的道路漫长。触得到的成长，发生在母语教育的课堂。在母语教学的春色满园里，姹紫嫣红，争妍怒放；在母语教学的绿草如茵里，摇曳多姿，幸福芬芳。在母语的浓郁大树下，肩负起百年树人的光荣与梦想。”
把最大的舞台献给青年教师
相遇、温暖、照亮，这是“攀·灯”联盟的一种情致。与语文相遇，语文温暖了“攀·灯”人的心灵。与青年教师相遇，联盟名师虚心学习、渴望成长的精神时时感染、温暖着他们。
联盟成员印象最深、最有影响的要数“集体磨课”了。“攀·灯”人钟情磨课，近乎痴迷。
说起磨课，南京市天妃宫小学教师王佳佳想起那次上《识字5》一课。她说，对于一年级孩子，“寒流”怎么理解？“雪”字怎么记住？她苦苦思索也没想出好办法。磨课时，师傅提醒她，根据儿童与字词的特点，让孩子在学字词前听听天气预报。上课时孩子一下子就弄清楚了什么是“寒流”。“寒流”来了就可能下“雪”，“雪”字怎么记呢？引导孩子看字形，想想说说；“雪”字上面是个“雨”，“雨”从天上下来了，接“雨”伸出小手，“彐”就记住了。
王佳佳说：“磨课也是磨人，玉不琢不成器。磨课过程是痛苦的，通过磨课开了窍是快乐的。有师傅史春妍和伙伴的帮助，‘情感线’‘逻辑线’‘双线并进识汉字’的教学理念就在磨课过程中真切地感受到了。”
南京市中华中学附属小学教师张惠对师傅的一句话难忘。那次，她执教《孙中山破陋习》一文，课后照例集体磨课。师傅潘文彬笑着对她说：“你身上还存在教学的陋习——包办太多，不肯放手。”研讨后多日，潘文彬的话还总在张惠耳边响起。她反思、学习、再试，把教学思路改成让学生初读课文后先问，教师根据学生的“问”调整教学设计。张惠深有体会地说：“在这一次次磨课中，我成长了，认识发生了改变。把时间和自由还给学生，让语文课堂成为学生的‘问学课堂’成了我自觉的追求。”
一篇课文，一磨、二磨、三磨，常常磨个六七遍，教学设计在思想碰撞、智慧分享中改了又改。一群伙伴常常把一个年级的几个平行班都磨教了一遍。一次研讨，一议、再议、还议，有的小组常常从华灯初上议到深夜两点。
特殊情况采取特别的方式。准备指导学生读整本书，“攀·灯”人就把磨课队伍拉到作家家里，登门向作家请教，问背景、问意图、问构思，问创作背后的故事，同作家、名师一起探寻引导小学生读整本书的策略和方法。研究非连续性文本教学，指导看“地图”的一群“攀·灯”人结伴来到南京地铁站，在地铁线路图前看图、思考、交流设计；执教“须知”的伙伴们分头帮着联系，让搜索有关表格资料、咨询图书馆管理员都成了磨课的环节。
“磨课”后还要“磨文”。联盟名师常对成员说，教学文章不是硬“写”出来的，而是在教育教学实践研究中，在教师专业发展道路上“干”出来、“思”出来、“创造”出来的，要努力让写作成为事业与成长的需要。
名师提醒成员，在实践中认真“干”了、“思”了、“探索创造”了，为了凝练经验、升华认识、锻炼能力，进一步提高教学和研究水平，还应该重视教学反思和撰写教学文章。为此，联盟引导鼓励成员平时把教学中的得失、磨课中的思考和相互碰撞及时记录下来；每次主题研讨活动后，各工作室都要求成员及时反思、整理教学案例，或者围绕研究的主题撰写相关论文，并组织讨论、反复打磨。
在磨课过程中，联盟名师常常以成员的文章为例，从主题、选材、架构、拟题、推敲词语等方面给予切合的指导。有的成员还承担起指导同校教师写教学论文的任务。实践表明，“磨文”延伸了“磨课”，深化了“磨课”，有效促进了“磨课”活动的开展，提高了“磨课”的水平和效益。几年下来，课后反思、撰写教学文章已成了许多“攀·灯”人的习惯和乐趣。
“攀·灯”联盟的7位领衔导师，不仅是成员磨课、磨文时的“摆渡人”，更是每一次主题教研时的“水手”。每学期，联盟名师每人都要专门给团队成员上几次研究课、示范课。《我的拿手好戏》（潘文彬执教）、《麻雀》（刘荃执教）、《我要的是葫芦》（史春妍执教）……名师们一堂堂精彩的课例把先进的教育理念、教育主张具体化、形象化了。怎样解读文本，怎样走向儿童；怎样做到言意兼得、水融，让语文教学回到原点；怎样在课堂创设宽松自由的氛围，让学生敢想善思、敢问善说；什么是耐心倾听、艺术点拨、激励评价；怎样给学生品读文本点明方向，引领他们向语文学习纵深展开……在名师的课堂里都变得清晰可见、真切可感了。“攀·灯”的青年人从课堂里感受到名师那份热爱语文、热爱学生的情怀和执着探究、勇于开拓的精神。
为了提升磨课、上课、研究的质量和品位，联盟还经常与专家、教授面对面交流，聆听专家的指导。正是通过一系列实践研讨活动，先进的教学理念、教学主张具体化了，被广大成员理解、认同而达成一致，并逐步生成为团体的共同理念；也正是在一系列研讨活动中，“攀·灯”人更自信、更热情、更能干了。他们在语文课改与教师专业成长的道路上携手前进，彼此照亮，收获着越来越丰硕的成果。
把最好的历程献给语文
潘文彬感慨道：“同行八载，17次照亮；名师引路，探究最前沿的思想；打磨教学，落脚最真实的课堂；不忘初心，追求小语人的梦想。”每次活动，“攀·灯”联盟的领衔人先要聚在一起精心策划活动方案；然后，联盟成员根据主题确定上课内容，集体研究，打磨课例；之后，再聚在一起观摩教学，交流评议，聆听专家指点；最后，才在活动中公开展示。
每一次活动的“切口”都很小，但开掘很深，既有可观可感的课堂教学，又有各抒己见、闪现智慧的沙龙研讨，还有高屋建瓴、引导航向的专家讲座。一次活动就是一次思想的碰撞，一次活动就是一次智慧的分享，一次活动就是一次精神的生长——
2012年9月19日，“回归儿童的习作”专题研讨；
2013年4月12日，“为生存做准备”非连续性文本专题研讨；
……
2019年11月15日“关注要素，注重整合”统编教材教学研讨暨“攀·灯”联盟第十七场教研……
“攀·灯”联盟的经验告诉我们，当教师的攀登精神、创造天赋和儿童的活力、天性被最大限度激发后，我们就能发现不一样的语文。
胡红，作为新加入联盟的特级教师，她的成长也得益于“攀·灯”联盟。据她回忆，2011年时，她所在的杨树亚语文名师工作室与南京市建邺区潘文彬语文名师工作室开展联谊教研。从最初的“清晰目标精选，内容有效设问”语文教学研究，到后来的一次次专题研讨，从说明性文章到诗词类文章再到习作指导与讲评的教学，两年的教学联动，她认识了一位如邻家大哥般谦和敦厚的特级教师——潘文彬。后来，由潘文彬领衔将七大名师工作室联系到一起后，胡红有了更多机会与其他几位名师近距离接触，学习不同名师的教学风格。2016年，胡红被评为江苏省语文特级教师。
除了胡红，还有一大批的她和他们……
“30多岁了，有了职业倦怠，在专业上不想往前冲、向上攀了。参加名师工作室后，一次次团队活动，让我深受浓浓的学习、研究氛围的熏陶，领略到教语文、琢磨语文的乐趣。可以说，这是一种接地气的最有效的业务进修，能让自己的智慧闪光。”南京市南湖第三小学教师金菊说。
“进了名师工作室就像进了高级研修班，比自己以前、比别人都学得多，做得多，懂得的多了。在名师与伙伴们的帮助下，我的教学和论文获得了许多奖项，一篇篇文章还被杂志公开发表。探索是辛苦的，收获是甜蜜的，学习实践的整个过程无比快乐。” 南京市金陵中学实验小学教师赵梓如笑着说。
2020年伊始，一场给社会按下了暂停键。但是，“攀·灯”联盟没有“暂停”，他们用“另一种方式”行走在语文教育路上。他们在“线上”呈现省、市不同的必修课、写作大师课、名师陪读、金陵微校等课程。今年暑假起，杨树亚、史春妍、潘文彬三位老师又通过“中国教师报·课改中国行”栏目，在线解读统编教材的编排特点与教学策略，全国各地的语文教师积极在线参与，受众人数超万人。
“攀·灯”正是这样一个团队，团队里的一群人用自身的光和热，照亮、温暖着儿童与伙伴，积极向上，不懈前行，青蓝同行，叩问最扎实的成长。因为结缘“攀·灯”，他们的视野被打开，他们的舞台在扩大……
《中国教师报》2020年09月23日第8版
作者：通讯员 时珠平
玄言诗创作中的言意与才性
观察魏晋玄言诗的创作，不可忽略当时盛行的两个思辨：一是诗歌所要表达的深刻抽象内容与语言文字自身的客观制约的矛盾冲突，即言意之辨。另一个则是轻视品德修养而高扬才情的个性追求，即才性之辨。
中国古人很早就提出“言为心声”，相信人的心思是可以通过语言来表达的。就诗歌创作而言，则有“诗言其志”(《礼记·乐记》)之说，把言作为表意的基本方式和功能。因此，“辞达而已”的观点也比较深入人心。但《老子》《庄子》等却又提出了“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老子·一章》)、“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庄子·知北游》)等言不尽意的理论，使语言的表达功能受到了严重质疑。尤其是到了魏晋时期，文人们普遍倾向于老庄之学，因此言不尽意的理论一时占了上风。嵇康在《声无哀乐论》中就讲：“知之之道，不可待言也……夫言非自然一定之物，五方殊俗，同事异号，举一名以为标识耳。”“心之与声，明为二物。二物诚然，则求情者不留观于形貌，揆心者不借听于声音。”晋人张韩更鲜明地说：“余以为留意于言，不如留意于不言；徒知无舌之通心，未尽有舌之必通心也。”(《不用舌论》)。
但魏晋文人明白，诗歌总是要通过语言来实现的，语言的不尽意性可以导致人们完全不在乎语言的使用状况，也可以相反促使人们更加追求能够尽量表达意义的词语。这两种情况，都在魏晋玄言诗的写作中得到了体现。不在乎语言使用状况者，干脆把《老子》《庄子》等理论书籍中的概念、词语，直接引入诗歌作品，出现了充斥着理论词汇、始终刻板言理的诗作，比如孙放的《咏庄子》和支遁的佛理诗。而尽量寻求可以表达情意词语者，则一方面热衷于玄谈活动，通过玄谈来锻炼语言能力，形成了非常壮观的口头写作局面，另一方面又用客观意象比如山水意象等，来引导人们进入客观意象后面的意义所在，这就是陶渊明的一些田园诗、谢灵运的一些山水诗居然也被人们视为玄言诗的根本原因。
因此，魏晋玄言诗虽然在整体上没有留下什么脍炙人口的作品，但它却是创作主体第一次思考诗歌表现的本体意义、寻求语言表达功能的本质突破，尽管这一切都是在魏晋玄学的影响下展开的，但对诗歌创作行为的意义则是非常重大的。如果说汉末的时世变易引发了文学创作的自觉意识，那么，以魏晋玄言诗为标志，则意味着诗歌创作本身开始了更深刻的本体意义思考，是围绕诗歌要表达的主体内容与语言的不可实现之间的矛盾，所展开的兼具形而上与形而下两方面意义的可贵探索。
从诗歌创作的主体角度看，参与魏晋玄言诗写作或者与此有关的诗人们，普遍表现出轻视品德修养而高扬才情的个性追求，即才性之辨。此风张举于曹操之“唯才是举”，而突出表现为王弼、何晏等才俊之士的才德反差和浮辞游说，最后则发展为张扬才情，超越常规，以不假思索、无待整饰的自然形态，去展示或追寻本体的真实内涵。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就是“非夫渊静者不能与之闲止，非放达者不能与之无吝，非至精者不能与之析理也”(嵇康《琴赋》)。何晏曾倡言说：“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夏侯泰初是也，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司马子元是也；惟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吾闻其语，未见其人。”何晏这种以“神”自许的张扬个性意识，在很大程度上表达了庸才所不能企望的一种认识境界。
魏晋文人对个人才情的高扬，更体现在文学写作中。当时的许多咏物赋都在竭力渲染此物之珍奇绝异，如嵇康《琴赋》称琴“惟椅梧之所生兮，托峻岳之崇冈。披重壤以诞载兮，参辰极而高骧。含天地之醇和兮，吸日月之休光；郁纷纭以独茂兮，飞英蕤于昊苍”。首先把制作琴的原料描写为充满了奇特瑰异色彩的物质，以下又从生长环境、选材、制作以及调音过程，一步步地加深这一种色彩。这种渲染手法当然与汉大赋之铺张扬厉有关，但汉大赋只是营造一种空前的气势，形成物理的张力，魏晋咏物赋则显示了个性的品格，物之奇异仅是外形手段，真正所要表达的是主体的超绝才情。
那么这种超绝才情是什么呢？从现存的玄言诗及其诗人情况来看，当时的诗都富有才学而且擅长思辨。《世说新语》中所记录的辩难之言和玄谈之语，在我们今天看来，似乎并不具有多少理论建树，但从论辩的技巧中，我们仍能非常强烈地感受到论辩双方的才思辉光。《世说新语》“文学篇”记载：“支道林、许掾诸人共在会稽王斋头，支为法师，许为都讲。支通一义，四坐莫不厌心；许送一难，众人莫不抃舞。但共嗟咏二家之美，不辩其理之所在。”大家已经完全被支道林、许掾二人论辩的过程包括用词及其音声等效果所征服了，反而忘记了辩论的议题和内容。这种类似于说书所达到的听觉效果，从说者(论者)的角度，恰好就是他们思辨能力与表达能力的才华外现，是通过口辩的形式，集中体现他们对言意关系的把握和对语言功能的极限实现。因此，我们可以想象，魏晋诗人一方面为深邃的思理与苍白的语言之间的不和谐而煎熬，另一方面则为他们所做的有关尝试即玄言诗的写作而得意，因为玄言诗可能不是最适合阅读的作品，但一定是他们个人才情的充分展示，或者说玄言诗成了他们展示自己高隽才思的主要形式。于是，作品可能失败了，个人却胜利了。甚至于有些人如嵇康、何晏等虽然因无限张扬个性而导致肉体的毁灭，但他们在精神上却从未承认失败。我们今天在阅读玄言诗时，可能不觉得有多少美感可言，但如果联系写作玄言诗的诗人们当时的精神状态，就必然会体会到诗人们不屈的志气和横溢的才气。
从文学发展史的眼光来看，魏晋玄言诗将表现的范围触及抽象的义理层面，又孜孜于寻求诗歌语言的最佳表达方式，这种类似于取火自焚的表现，反映的是诗人可贵的开拓精神和探险精神。我们今天读玄言诗，应该通过对言意之辨和才性之辨的深刻理解，从而认识玄言诗对于中国诗歌尤其是言理诗歌不断走向成熟的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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