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乡——记忆里的老凤翔
上世纪50年代的凤翔城，是名副其实的历史文化古城。城墙破旧但完整，从一个地方上去，走一圈，可回到原地。西安城墙周长13.7公里，城内面积11.32平方公里。唐时凤翔城墙周长6.1公里，城内面积4.4平方公里。西安城墙是明代的，凤翔城墙是唐朝的。60年代，宝鸡市没有公园，在宝鸡工作的援华苏联专家，周末没处游玩，就到凤翔东湖钓鱼。我们小孩从南门上城墙，一路小跑到东城墙往下张望，第一次看到大鼻子黄头发的苏联人，十分惊奇！
城墙西北角叫“凤凰头”，上建凤凰楼，内悬大钟，钟声悠远，即成凤翔八景之一——凤楼晓钟。凤凰楼下面有三眼泉水汩汩上冒，泉水清亮甘甜，曰“凤凰泉” 。60年代末从哈尔滨迁来的关中工具厂，在凤凰楼原址建起了水塔，生活和生产用水皆取之于凤凰泉。东湖门外有一小石桥叫“凤尾桥”，桥下流水潺潺。年龄稍长，我才悟出，凤翔城是凤凰展翅飞翔的形状，要不怎么有“凤凰头”“凤尾桥”之说 , 怎么有“凤翔”县名的由来?
城墙东、西、南、北城门有瓮城，上有城楼和箭楼，城门上的钉帽有碗口大。历经一千多年，到50年代城墙残旧，包城墙的大砖脱落，城内的住户用城墙上掉下的大砖铺院子，修茅厕。
▲卖麻绳
城墙下护城河的水来自凤凰泉，溪水长流，日夜不息，有的地方可听到哗哗的水声，妇女在那里洗衣服。我常常跟着洗衣服的母亲到护城河戏水。小南门南壕（凤师南面）和西南角西壕（城墙遗址公园），水深两米多，七八米宽，三四十米长，是游泳的好去处。夏天时而有人淹死，我见过一高个儿小伙淹死后被捞上来放在岸上。南壕风景似南方，水浅，半大娃娃常在那儿耍水。我在那儿从“狗刨”开始，学会了所有游泳姿势，以后还参加过职工游泳赛。南壕有大片的水草、荷叶、浮萍，有一种形状似剪刀的草，我们拿在手中玩。浮萍上有小青蛙。夜里南壕蛙声一片，东大街可听到。水蛇、鳖、鱼、虾都有，我见过有人网过一尺多长的鱼。我们经常用笊篱捞虾米，回家用铁勺滴点油撒点盐炒着吃，嘴馋没出息的我竟然香得浑身颤抖。那年到江浙水乡旅游，看到“嬉嬉钓叟莲娃”的江南风景，想起几十年前家乡也是这样。
城内古建筑有多处。西街法院门口有一个很高的木制牌坊，上书“三世中枢”四个大字，当时年幼，不解其意。北街有一建筑物，巍峨壮观，八角飞翘，上书“八角开元寺”，上了年纪的人至今将那个地方叫“八角寺”。牌坊、门楼、戏楼等古建筑，在武装部门口、东关印刷厂门口、军仓巷、马神庙巷、灶爷庙巷、药王洞、太白巷、大关庙巷等地方还有多处。那时东大街石板铺路，商铺林立，热闹繁华。街上茶馆有多家，大十字南街口的最大，里面坐满了老头儿，抽旱烟，喝熬茶，说闲话，乌烟瘴气。偶尔还看到后脑勺留着辫子背着褡裢，从乡下进城的清朝遗老。一壶茶一角钱，喝完可以续水。每天下午还有说书的。我嫌呛只跟着爷爷去过一两次。1966年到成都串联，看到成都茶馆和凤翔茶馆很相似。
有三百二十七年先秦建都史、两千六百九十五年建城史的凤翔，历史上一直是陕、晋、豫、甘、宁、川等省的物资集散地，从明清时期就形成了四大街三十二巷，西关、东街到东关号称“十里长街”，商业门类齐全，商号店铺一家挨一家，商贾云集，经贸发达，南来北往人流密集，消费旺盛，城市规模大于一般县城，是关中西部最繁华的城市。凤翔城内和东关富户财东很多，建有多处豪华气派、具有西府独特建筑风格的大院，仅我知道的就有军仓巷贾家、郑家，马神庙巷冯家，当铺巷方家，府前巷李家，行司巷陈家、郑家、孙家，周家踅巷周家。到清朝中期，东关由于交通便利，繁华富庶程度超过城内。县志记载：“郡城东关街长十余里，巨商大贾所居住，为一郡精华之区。” 因此，东关具有独特建筑风格的大院更多。前几年到山西参观乔家大院、王家大院、曹家大院时，我给同行者阿Q式地说，几十年前我家乡的大院不比这里的差。
▲ 买一个石头镜
东湖在西府名气很大。但六七十年代时亭台楼阁残破不堪。湖边几个人合抱不住的“左公柳”，是清朝左宗棠西征平乱路过凤翔休整时率领将士所植，树干枯朽。浅浅的湖水全被绿藻覆盖，散发着难闻的味道。亭台楼阁的柱子上刻满了“某某到此一游”和骂东湖名不副实的刀痕。70年代前唐代城墙还在，城墙下凤凰泉水潺潺流淌。望苏亭南边的水磨，水轮旋转。那时没有山庄，东湖面积是现在的大约五分之三。我对郭坚1920年代亲书“重修东湖”的石碑、记载林则徐路过凤翔的石碑印象深刻。这座一千多年的古代园林，虽然破旧，但骨架未倒，风韵犹存！喜雨亭风雨飘摇，凌虚台摇摇欲坠，牌匾漆皮脱落，但字迹依稀可见。长大后读《古文观止》，看到苏轼的《喜雨亭记》《凌虚台记》与陶渊明的《桃花源记》、王勃的《滕王阁序》、杜牧的《阿房宫赋》、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欧阳修的《醉翁亭记》等“观止”千古名篇并列，才认识到它的历史意义和文化价值。
每次在东湖游览，都会想起一个叫李万德的永寿人，他在县文化馆工作几十年，学问好，书法好，是个有思想、有见识的文化人。80年代他受命于主持了东湖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重修工程，复建了喜雨亭、凌虚台、君子厅、苏公祠、山门牌坊等三十多处亭台楼榭，新辟了南湖和山庄。他奔走呼号推动苏轼研究，参与产出了一批“苏轼在凤翔”的研究成果，在凤翔了全国性的苏轼学术研讨会。 一个外乡人为凤翔的文化事业耗尽了毕生心血！但命运多舛，李万德不到七十岁时病逝在东湖的宿舍。
▲卖泥塑
1966年以前，凤翔城有三所小学、三所中学，还有一所建于清朝光绪年间的师范学校，教育事业发达。当时城内的寺庙、姑庵、道观、教堂有多处。西街的天主堂和福音堂规模比现在大，新中国成立前有一批神职人员，都是英国、意大利等国人。1966年阶级斗争教育展览，两处教堂陈列了大量的宗教用品和外国神职人员的生活用品，我去参观过。
家乡人不把祖母叫奶奶，而是叫婆。我婆经常给我们讲故事，故事多与新中国成立前的凤翔有关。我听到我婆讲过：民国年（1929）年馑饿死人，十室九空，树皮被啃光，人吃人；日本飞机几十次在凤翔狂轰滥炸，在道背后把人的腿炸得挂到了树上；军阀郭坚一次杀了五十多个叫花子；军阀党拐子把凤翔的古墓偷完，又到宝鸡斗鸡台去盗墓；土匪我家，全家躲到地道里，土匪把看门的我大婆绑在树上用火烧；民国九年（1920）地震，墙倒房塌压死人；解放凤翔时彭德怀住在西街教堂；等等。我婆每次讲完这些，都会说一句：还是现在的社会好，没有土匪，不躲日本飞机！
古城墙和城内古迹的大规模毁坏从上世纪50年代末开始。当时很多工艺精美的门楼子被拆了当柴火烧，我曾亲眼看到在当铺巷拆毁大院前雕梁画栋门楼的情景。周家踅巷周家大院因为县上在那里建了阶级教育展览馆，幸免于难，为今天的凤翔人留了一点西府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的民居痕迹。对古城墙的毁坏1968年达到高潮，兵团式大会战，人山人海，声势浩大，县上组织专业人员用爆破城门，东西南北城门外，数万人用镢头挖，用胶轮马车和架子车拉，几十里远的生产队社员也加入了大会战行列。这个摧毁唐代古城墙的“工程”，持续了三四年时间。《陕西》记者卢新智撰文回忆，他在北京大学读书时，周培源校长、季羡林教授、侯仁之教授、朱光潜教授，都曾谈起凤翔城墙被毁，认为是中国文物考古史上的一次劫难。
▲田间地头
今天唐城墙遗址公园那段，由于城角上面有一个测量木塔，再加上护城河壕沟太深太宽，架子车路不好走，就没人去了。凤翔师范那段，由于早建了学校围墙，得以幸存。西北城角那段，因关中工具厂1967年征地，1968年在原凤凰楼的基座上建了水塔，得以保留。这三段加起来有几百米。凤翔城墙，建于唐代，高于西安明城墙一尺五寸，易守难攻。这个被史家称为“卧牛”的古代军事工程，巍然屹立一千多年，在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消失殆尽！
矗立在北街口的八角开元寺的摧毁是1967年。那是最没理智、最疯狂的一年。开元寺建于唐代开元元年（713），是一座木结构建筑，设计奇特，工艺精美。寺内因藏有王维、吴道子画而驰名。苏轼有诗云：“何处访吴画，普门与开元。开元有东塔，摩诘留手痕。”
摩诘，即王维（701—761），山西运城籍，唐朝人，字摩诘，号摩诘居士。王维参禅悟理，学庄信道，精通诗、书、画、音乐，书画特臻其妙，后人推其为南宗山水画之祖。苏轼评价他说：“ 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
吴道子（约680—759），又名道玄，河南禹州人。唐代著名画家，画史尊称画圣。长于壁画创作，曾被召入宫廷。吴道子的画风为唐代和宋元以来的许多画家所效仿、借鉴。
▲凤翔东湖喜雨亭
普门寺位于凤翔东关印刷厂与太白巷之间。印刷厂那个地方现在是一个超市。普门寺建于唐代，是唐、宋、元代关中地区享有盛名的寺院。金大定六年和明正德八年，曾大规模修葺。自清朝，迭遭兵燹。民国初年，“普门寺”的金字牌匾仍悬挂。残垣断壁中，仍有后殿遗存，院内还有两尊石碑。
北大街的八角开元寺，凤翔六十岁以上的人应该都见过。关中地区唐代古建筑遗存极少，西安也只有大雁塔、小雁塔。建于唐代开元年间的凤翔八角开元寺，是凤翔古城历史文化标志性建筑，历经十几个朝代政权更替和世世代代凤翔人的保护，巍然屹立一千二百多年，没有毁于战火，没有毁于地震，却于1967年毁于当代“”名义下的人祸，令人痛心疾首！
1991年，陕西省公布凤翔为全省第一批唯一的省级历史文化名城。当时我想，华夏雍州、先秦故都和苏轼初仕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是批准凤翔为历史文化名城的依据，名城认定的目的是让后人保存和传承物质文化遗产，同时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拉动旅游产业。但消失了的物质文化遗产，只能阅读和口述，看不见，摸不着，对广大普通游客，是多么大的遗憾！当在山西平遥古城、湖南凤凰古城、云南丽江古城参观时，我想到两千多年前的古雍州和建于唐代的凤翔古城如果得以保留，绝不逊色于这几处！我想到更深层次的问题，那些古城作为物质文化遗产，为什么能够得到保留？而历史更悠久文化更灿烂的凤翔古城为什么会被“斩尽杀绝”，那个时代和那几代人愧对家乡辉煌的历史，愧对祖先和后人啊！
▲凤翔老城墙
有一次到西安土车巷访友，朋友的八旬老母问我老家哪里，我说凤翔。老人连说：“凤翔有个灵山，走遍天下名山，不去灵山也枉然！”我告诉老人：灵山庙宇上世纪60年代被毁了，神像被砸了，庙宇被拆了。以后县上在那建了农校，农校撤后，又建了电视转播台。这几年政策好了，香客化缘，社会集资，又建起来了，甘肃、山西、河南、宁夏的人也去烧香，名气很大，您老应该去看看，把心愿圆了！
又一次在同事家，他母亲得知我是凤翔人时，说了同样的话：“走遍天下名山，不去灵山也枉然！”我吃惊家乡灵山在西安老人心目中如此神圣！孝顺的同事兑换了几十张面值一元的布施钱，带着母亲，驱车灵山朝佛。老太太每到大殿磕完头，便趁儿不备，把儿子孝敬她，舍不得花的百元大票，几张几张地往功德箱里塞。然后说：“你们弟兄当厅长的，当厂长的，当教授的，还不是我给你们在庙上修来的！”同事跟我说：“明白了吧，我这个教授是老母亲在庙上给我修来的。”逗得我哈哈大笑！
而前面那位朋友的老母亲辞世时没能圆到灵山朝佛的心愿，令朋友一提起就唏嘘不已，十分遗憾！
▲编蒸笼
我家乡观念厚重。家乡来客热情招待，求帮忙的竭尽全力，听到乡音主动搭讪，但有时候也有小不愉快。听说家乡人开了饭馆卖面皮和臊子面，跑去捧场，但人家就是不承认自己是凤翔人，说是岐山人。学校门前开了豆花泡馍馆，老板操醋熘普通话，说他是宝鸡人。我说凤翔人不丢人啊！豆花泡馍只有凤翔的才正宗！
有人问我是哪里人，我说凤翔。对方说，知道知道，在秦岭里，乘火车去成都时路过你们县，是很美的山城。还有人说，我去过你们县的法门寺！一位乡党朋友说他也遇见过这种窘迫，以后就说老家是产西凤酒那个县的。我说：“差矣！现在产品包括名酒的传播策略都是淡化产地县，茅台、汾酒、剑南春产于哪个县，几个人能说出来？”这些虽是小事，但说明家乡的知名度还是令人尴尬。
知名度是靠软硬实力和传播策略实现的，我利用报纸审读，让学生对省内四种报纸上县域出现的频次做统计分析，结论是家乡出现频次处于下端。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原因，凤翔的“翔”，本地读“qiang”，标准语音应是“xiáng”。书面注音与本地读音不一致，学生读音与大人读音不一致，本地人读音与外地人读音不一致，广播电视读音与日常口语读音不一致，形成了传播学上的“噪音干扰”。还有，很多凤翔本地人，也粗心大意地将“凤翔”写成“风翔”，甚至写成“凤祥”“风祥”，这都影响了凤翔这个历史文化名城知名度和美誉度的有效传播。
▲逛庙会
家乡这几年变化确实大，高楼多了，有电梯的百货大厦多了，公园多了，小汽车多了，人时尚了，有现代化城市的感觉了。我关注全省GDP排名，凤翔曾进过经济十强县，多数时候名列十一二位；大东湖、大灵山、大雍城遗址的打造堪称大手笔，西区发展蓝图更是令人振奋！去年我在网上看到一张家乡现代、美丽、大气的图片，以后又在宝鸡高铁站看到同样的大幅宣传画。回去后按图索骥却找不到，问人，说是西区规划的电脑合成ps图，尽管有点滑稽，但也看出家乡渴求变化、渴求富裕、渴求汇入时代潮流的急切心情。
离开家乡四十多年，怀旧的情绪常在内心涌动。每次回家前都有些小冲动，盘算着吃面皮、吃豆花、转街道、会熟人、找回忆、寻乡愁；但回家后，又感到莫名的孤独与寂寞，在街上和巷子里很难碰到熟人，年轻人都不认识。在自家门口散步，附近的新住户会陌生地看着你。真有点贺知章“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的感觉。
凤翔是我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不管是市管县，还是县变区，我都一如既往地以“凤翔”作为籍贯，我为自己是凤翔人自豪！
“功不唐捐”与“福不唐捐”［斗室研学］
“功不唐捐”与“福不唐捐”是两个成语近义词。法华经中原文讲的是“福不唐捐”，后人多用作“功不唐捐”。一日看到同事写一短文用到这个词，不禁想认真查证一下。
功不唐捐，佛家语，指功夫不会白白地抛弃。"唐"意为“白白的，徒然的”。所以“功不唐捐”，可以解释为“世界上的所有功德与努力，都是不会白白付出的，必然是有结果的。”出自《法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若有众生、礼拜观世音菩萨，福不唐捐，是故众生皆应受持观世音菩萨名号。”而里面的“福不唐捐”，后人逐渐写成了“功不唐捐”，也把经文里比较单纯指代的佛教功德的“福”，扩展成了可指代一切奋进努力的“功”。
中文名
功不唐捐
拼音
gōng bù táng juān
直译
功夫不会白白地抛弃
出处
《法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
原文
福不唐捐
文段择选
《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
观世音菩萨有如是力，若有众生恭敬礼拜观世音菩萨，福不唐捐；是故众生皆应受持观世音菩萨名号。
福不唐捐
基本释义
问：何谓‘福不唐捐’？（鲁开智）
答：唐作虚字解，捐作弃字解，合讲即是说，所得之福，不空虚，也不废弃。
人间万象，都深受因果的支配和驱动。兴亡荣枯，强弱盛衰，都不是偶然，都不能逃避因果的法则。人们今天所受的苦难，都只是种种恶因结出的恶果。人们要收将来的善果，必须努力培种的善因。种善因时，要认清成功不必一定在我，但努力必不唐捐。你无心插柳，有意栽花，福报迟早会一一兑现，只是时机未至而已。
“若有众生，恭敬礼拜观世音菩萨，福不唐捐，是故众生皆应受持覌世音菩萨名号”。
由此注解可见现在我们讲“幸福是奋斗出来的”颇有“功不唐捐，玉汝于成”之通俗版。真正的语言高手是将纷繁复杂的内容简约化、通俗化。再高深坚涩的东西表达得通俗易懂才是真文化。
刘建丽：西夏文献资料述略
公元1038年，在偏远的西北地区立国的西夏，是以党项族为主体，吸收氐、羌、吐蕃及西北其他民族成份的地方民族政权，自立国后，与辽、宋、金鼎足而立。其文献资料内容丰富，涵盖面广，是西夏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现分类论述如下。
一、汉文西夏文献资料
有关党项与西夏的汉文文献众多，可分为散佚残存与现存两类。
（一）散佚残存的汉文西夏资料
西夏立国后，曾专设史官与修史机构。夏仁宗时，任蕃汉教授的斡道冲世代掌修国史。天盛十三年（1161），又设立翰林学士院，焦景颜、王佥等为学士，修撰李氏实录。夏献宗时，南院宣徽使罗世昌知国将亡，谱夏国世次20卷收藏，未见传世。耶律楚才随成吉思汗入西夏后，收集西夏国史、实录等史籍文献。然而西夏人所修史籍文献逐渐散佚，均没有流传。宋人孙巽撰《夏国枢要》2卷，记西夏“兵屯会要，土地肥硗，井泉涌涸，谷粟窖藏，酋豪姓氏，名位司存，与夫城池之完缺，风俗之所尚”。时任鄜延都监的刘温润著有《西夏须知》1卷，系其守延州时，“日编录西夏境内杂事”凡“15条目”。周郁滨为《西夏书事》作《序》时，还见到这二部书的残本。另有《西夏杂志》、《赵元昊西夏事实》、《西夏事宜》等皆佚。
（二）现存汉文西夏资料
现存汉文西夏史料主要是指各断代史书及宋、元、明、清人所著与西夏史事有关的著作，《宋史》、《辽史》、《金史》、《唐会要》、《五代会要》、《册府元龟》、《太平寰宇记》及其它史书、文集中的有关资料。
1、断代史书及其他文献中的西夏资料
有关反映党项羌和西夏历史的资料，主要集中在各断代史的传记中。范晔《后汉书》中有《西羌传》，唐李延寿《北史》、魏徵等《隋书》、唐杜佑《通典》、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宋欧阳修《新唐书》、薛居正等《旧五代史》、欧阳修《新五代史》等史书中均有《党项传》。此外，宋王溥的《唐会要》、《五代会要》，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乐史的《太平寰宇记》，王钦若的《册府元龟》，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李昉等《文苑英华》以及《唐大诏令集》、《全唐文》、《全唐诗》、《通志》、《太平广记》、《太平御览》等史籍中，均载有关于研究西夏的重要资料。另有一些个人文集，如李德裕的《会昌一品集》，元稹的《元氏长庆集》，韩愈的《韩昌黎集》，李翱的《李文公集》，陆贽的《陆宣公集》，岑参的《岑嘉州集》，以及柳宗元的《柳河东集》，崔致远的《桂苑笔耕集》等，也都有关于党项、西夏的论述。
元脱脱主持修撰《宋史》、辽史〉、〈金史〉，将西夏在三史中分别立传，主要记述西夏建国后的、军事、经济、文化等史事。三史中的本纪、志、表及众多人物传记中都蕴含有丰富的相关西夏史料。
三史中以《宋史•夏国传》最为详细、系统。《宋史》卷485《夏国传上》，记载了党项羌拓跋部酋领李彝兴、李继迁等至夏景宗元昊、夏毅宗谅祚，在唐末、五代、宋初以及西夏立国初期的活动；《宋史》卷486《夏国传下》，则记载了自中期夏惠宗秉常至后期南平王见兴盛衰亡的史事。
《金史》卷134《西夏传》，主要依据金朝历代实录，记述了西夏后期与金国交往的史事，其中卷60、61、62《交聘表》集中、系统、详细的记载了西夏与金朝交聘的情况。
《辽史》卷115《西夏外记》，在三史中系记载西夏史事最为简略，其内容基本上是本纪中有关西夏史事的摘录。
2、宋人著作中的党项、西夏史料
宋朝文化事业兴盛发达，著书立说蔚然成风，官私文史颇多，蕴含党项、西夏资料详备。
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简称《长编》），今本520卷，原书久佚，系清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重编分卷。记载建隆至靖康168年的史事，是研究北宋历史最基本的史籍之一，也是保存西夏史料最为丰富的文献。李焘将史事按年、月、日顺序辑录并加以考辩，从某种意义上说《长编》也是一部内容丰富的西夏编年史书，后人编辑的西夏史书大多取材于此。
南宋杨仲良《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简称《长编纪事本末》），200卷，据李焘《长编》以纪事本末法编撰，按朝各分事目。其中有大量关于西夏史事，且有较完整的记述。
《宋会要辑稿》（简称《辑稿》），宋朝历代所修撰的会要，大部分在明初仍存，会要原本毁于明中叶。清嘉庆时，徐松辑自《永乐大典》，但经多人整理未能完成。1936年据整理稿影印出版，为线装本200册；1957年中华书局再缩版影印为8大册。分为17门，门下分目收录大量诏令、法令、奏议，是记载宋代典章制度的资料巨著，现存最重要的一种宋代史料，也是研究西夏必不可缺的史籍，在其《兵》、《方域》、《蕃夷》、《食货》等门类中保存了丰富的西夏史料。陈智超将本书整理时的复印或误作复文而被删除的约80万字遗文，整理为《宋会要辑稿补编》，1988年影印出版，为一大册。
赵汝愚《诸臣奏议》150卷，汇辑了北宋至南宋初的一些主要奏议，其《边防门》及《兵门》等部类中，均有关于西夏的资料。
《宋大诏令集》原240卷，今存196卷，1962中华书局校印出版。据说系宋绶后人于南宋初编辑，作者佚名。存17门，分类辑录北宋八朝（无钦宗朝）皇帝诏令3600余篇。其中有对西夏颁布的各种诏令、制、文数十篇，如《银州观察使赵保吉除定难军节度使制》、《赐赵德明诏》、《册夏国主谅祚文》、《夏国秉常乞进誓文永遵臣礼赐诏》等。
《东都事略》130卷，南宋王称撰。是记述北宋九朝历史的纪传体史书，通过本记、世家、列传、附录四部分，专述西夏立国前后至北宋末这一时期与北宋有关的史事，保存了大量与西夏有关的史料，“为考宋史者所宝贵”。
《范文正公集》，范仲淹撰，20卷，分为别集、奏议、尺牍、附录四类。范仲淹曾于康定至庆历年间赴西北边地，陕西经略副使、陕西西路安抚使、知延州、知庆州等职，主持抗御西夏的，参与处理西夏问题的诸多事务。文集中保存有丰富的西夏史料,《上攻守二策状》、《答赵元昊书》等反映了范仲淹对西夏的认识与思想观点。
曾公亮的《武经总要前集》20卷，其中卷18—20为《西蕃地理》，西夏的山川、堡寨、交通等多有记载。
《隆平集》20卷，托名曾巩撰。史料采撷较早，多记载西夏习俗与制度。
此外，宋人文集、笔记、小说中还有大量的西夏史料，诸如张方平《乐全集》、韩琦《韩魏公集》、文彦博《潞公集》、欧阳修《居士集》、柳开《骑省集》、夏竦《文庄集》、王禹偁《小畜集》、司马光《司马温公文集》、余靖《武溪集》、苏洵《嘉祐集》、王安石《临川集》沈括《梦溪笔谈》、司马光《涑水记闻》、王辟之《渑水燕谈录》、魏泰《东轩笔录》、邵博《闻见录》、王明清《挥麈录》、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彭百川《太平治绩统类》、李埴《皇宋十朝纲要》、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田况《儒林公议》、陈师道《后山丛谈》等，均有各种涉及西夏史事的珍贵记载。
3、元、明、清末、民初西夏史料
西夏亡国后，元代西夏人（唐兀惕）的活动主要在《元史》、柯劭忞《新元史》、屠寄《蒙兀儿史记》、邵远平《元史类编》、苏天爵《国朝名臣事略》等以及大量元人文集，诸如虞集《道园学古录》，余阙《青阳文集》等有关著作中保存下来。马端临编撰《文献通考》，348卷，元大德十一年（1307）成书，分为24门，门下分目，其《四裔考》中记载了西夏的史事。
《宋西事案》则是明代成书的一部国内罕见的西夏史书，为南京图书馆珍藏。二卷六册，共计169页，54756字。上卷共有45个专题，从元昊改元（1032）年称帝建国，至元昊卒（1048），共计16年，下卷作者共辑录宋将21篇奏疏，有全录、节录，每篇之前冠以按语。
清代学者在搜集、整理、编纂西夏史料方面成绩显著，今存的西夏史籍主要有以下几种：
《西夏书事》42卷，吴广成撰。广成字西斋，江苏青浦人。约成书于道光初（1821），系编年体史书。吴氏生嘉庆、道光间，搜集唐以下诸史、文集、稗官野史中有关西夏资料，采用《通鉴纲目》体例，排比成书。起自唐中和元年（881）拓跋思恭据绥、银自立，迄于宋绍定四年（1231）西夏故臣王立之与部分遗民入金约350年间的记事已具梗概。史料丰富，惟征引未注明出处是其缺陷。有道光五年小岘山房初刻本及1935年北平文奎堂影印本。
《西夏纪事本末》36卷，张鉴撰。鉴字春冶，号秋水，浙江乌程（今湘江吴兴）人，生于乾隆三十三年（1768），卒于道光三十年（1850）。本书辑录宋、辽、金、元诸史中有关西夏的史料，自西夏兴起至衰亡，每卷一事，述其始末。卷首附西夏地形图和职方表。是书所据资料贫乏，叙事前详后略，且考辨欠精审。初刊于道光五年（1825），光绪十年（1884）江苏书局刻本，分订四册，还有光绪十一年（1885）金陵刻本。
《西夏书》15卷，周春撰。春字屯兮，号松霭，浙江海宁人。乾隆年间进士及第。吴骞序其书，谓世纪二卷，载记五卷，年谱一卷，考三卷，列传四卷。
《清史稿》作十卷。近人傅增湘《双鉴楼藏书续记》卷上，载藏有其书稿本十一卷，为载记五卷、地理考一卷、官氏考一卷、列传四卷。成书于嘉庆九年（1804），是最早的纪传体西夏史书。是书取材“大致根椐各正史益以宋人书数种，采摭颇略”，但比较重视对历史事实的考证和分析，其观点比较客观，又不盲目因袭前人的说法，而是有自已的见解。
清末民初编纂的西夏史料主要是戴锡章《西夏纪》28卷。编年体史书。是书以陈昆《西夏事略》为本，辅以吴广成、张鉴、周春等书，搜集宋元以来有关史籍及西夏文物、文字研究成果编纂而成，征引文献史籍达300余种，且多有出处，具有学术价值。有1924年北京京华印书馆铅印本。戴氏另有《西夏丛刊》10余卷，未刊。
史料的辑录考订方面，则有罗福苌、罗福颐《宋史夏国传集注》14卷，有待时轩丛刻本；张澍《西夏姓氏录》1卷，有清雪堂丛刻本；书目与搜遗则有罗福颐《西夏文存》1卷，外编1卷，有罗氏石印本；王仁俊《西夏艺文志》1卷，《西夏文缀》2卷，有清光绪三十年（1904）刊本。
总之，汉文西夏史料有其局限性，由于记载的角度不同，对朝聘、交往、、仇杀记述较多，而对于西夏制度、经济状况、阶级结构、生产力发展水平记载不足。
二、西夏文资料
在汉文史书中被称为“蕃书”的西夏文字，元昊将其尊为国字，“凡国中艺文诰谍尽易蕃书”。西夏文文献传世甚多。1908～1909年，俄国人柯兹洛夫在黑水城遗址（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发现了大量的西夏文书，其种类繁多，有官私文书、法律文献、语文著作、文学作品、历史、医卜、佛经、以及译自汉文或编译成书的汉籍译著，这些均为以后的西夏研究提供了原始史料。
（一）、军事法典
法律著作有六、七种，其中以《天盛改旧定新律令》（又译为《天盛改定新法》、《天盛改旧鼎新律令》）是保存最为完整的西夏法典。全书20章（其中缺第16章），1460条，20余万字。是西夏仁宗天盛年间（1149～1169）制定的法典，内容有刑法、诉讼法、行政法、民法、经济法、军事法等，是研究西夏、经济、历史、文化等诸多领域的第一手文献，也是至今唯一幸存下来的少数民族政权法典，具有珍贵的史料与学术价值。《猪年新法》是夏神宗乾顺贞观年间（1101～1113）制定的法律，系写本，出土时已残，仅存2—17章。
《贞观玉镜将》（亦译作《贞观玉镜统》）是夏崇宗贞观年间制定的军事法典，今存为残本，分为三种版本。这部兵书是一部“将兵法”，围绕将及其部属的选拔、军政、赏罚等，详细记载了西夏的兵制和军制。
《西夏官阶封号表》是西夏制官制度的记载，列举了西夏官阶七品以及皇后、公主、嫔妃、诸王、国师、文武大臣的封号，这为研究西夏国家机构与职官制度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二）文化典籍
西夏人还编写了不同类型的韵书和字书、辞典，主要有以下几种：
《文海》是西夏人自己编纂的一部字典，它仿照《广韵》的体例编纂，以声韵为经纬，归纳了所有的西夏文字，对每个西夏字的形、音、义都逐一做了解释，不仅是一部完整的西夏字书，也是一部年代最早、内容最为完备的西夏韵书和辞书。其对西夏文字的解释涉及到民族、姓氏、地理、历史、、经济、军事、文化、宗教、教育以及家族、亲属、婚姻、物产、舆服等西夏社会和历史的各个方面，是一部西夏的小百科全书。现存《文海》仍系残本，仅存平声部和杂类部，上声部已佚。
《圣立义海》是一部用西夏文撰写、刻印的一部百科性辞典，现存残本35门类，是“乾祐壬寅十三年（1182）五月十日刻字司重新刻印”的再版本。其内容丰富，包括天文、地理、花草树木、飞禽走兽、山川河流、亲属称谓、皇宫礼仪、人生等级、道德等。是西夏学研究的珍贵资料。
《音同》亦作《韵同》，是用西夏文编纂的一部同音字典，也是现存最早的字书。成书于崇宗乾顺正德六年（1132）十月十日，系西夏中期的著作。全书6000余字，按声母分为九类，每类再分为同音的若干小节，无同音字的独字分别列于各类之后，每一字下均有简单的注释。
《番汉合时掌中珠》，是西夏人骨勒茂才编著的，成书于夏仁宗乾祐二十一年（1190）。共50页，以事门分类。在每一词语条目旁都列有西夏文、汉译文、西夏文汉字注音，检索方便，是党项人、汉人相互学习对方语言及初学西夏语文的必备与入门工具书。
此外，还有《要集》，这是一部按事门分类的西夏文字典；《五音切韵》是一部编制西夏语韵表和韵图的韵书；《义同一类》是一部大型的西夏文同义词典；《字杂》系分类性的西夏字典，按门类编排，未分章节，有织物名称、山、树木、花草等类；《新集锦合辞》则是谚语集。
（三）社会经济资料
西夏的社会经济状况除在上述各类文献中均有反映外，在以下文献中更有集中记载。
《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全面、系统、详细地规定了人们在社会生产与经济生活中的各种关系，西夏的农业生产如农田水利法、农业税法、役法、官牧制度等，在《律令》卷15、17、19所设置的诸如《春开渠事门》、《园地苗圃灌溉法门》、《畜利限门》、《校畜门》等各门类中均有记载。《律令》卷17、18所列各门类则记载了西夏金银加工、铁器制造、采盐、冶矿、酿酒等手工业生产状况。西夏的阶级结构、生产关系在《律令》中也有充分的记载。
西夏文书《瓜州审判文书》和甘肃武威发现的《会票》，都从不同角度反映了西夏的经济制度。《天盛廿二年卖地文契考释》是迄今所见反映西夏土地关系的唯一文书。西夏文化典籍如韵书《文海》，字典《蕃汉合时掌中珠》、《要集》，词书《圣立义海》、《义同一类》等，均记载了大量西夏时期的各类词语，如：犁、铧、镰、锄、大麦、荞麦、羊、马、牛、萝卜、李子、柿子、烧饼、油饼……反映了当时的生产与生活情况，这些文化典籍均可当作历史资料对待，从中发掘有关西夏社会的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史料。
三、西夏黑城汉文遗书
我国内蒙额济纳旗黑城哈拉浩特遣址是历史上西夏威福军司所在地，遗留有丰富的文物。公元1907～1909年，俄国的科兹洛夫两次率探险队深入到这里，发掘出西夏文和汉文的各种经典、律令、历法、医书、诗词、字典、佛经、绘画等珍贵文物数十种近万件，并运回俄国。以后经过编目，即达八千多号，其中很大一部分属西夏时期的文物。1914年的夏天，英人斯坦因在同一地区又盗走大量的西夏文物。其中科兹洛夫收集的黑城遗书中，除了一部分西夏文文献外，还有大量很重要的汉文文献和少量藏文文献。国内的北京图书馆、中国历史博物馆、北京大学图书馆、故宫博物院、甘肃省博物馆、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宁夏回族自治区、西安市及一些私人都收藏有西夏文佛经。国外的前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日本、德国、英国、瑞典、法国亦均收藏有西夏文佛经。
（一）佛教经典
西夏统治者崇尚佛教，境内曾大量刊印西夏文、汉文或藏文佛教经典，佛教文献占绝大部分。
1、西夏文佛经
现存西夏文佛经非常丰富。据《西夏佛教史略》所载，西夏文佛经有《妙法莲华经序》（1049～），真实地记载了西夏开国的“风角城皇帝”元昊一生的主要业绩。此外还有《慈悲道场忏罪法序》（1068～1086），《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铭》（1094年），泥金字《金光明最胜王经》发愿文（1214年），《大白高国新译三藏圣教序》，《莫高窟西夏文题记》，《榆林窟西夏文题记》，《金光明最胜王经》流传序（1247年），《金光明最胜王经》发愿文（1247年），《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发愿文（1312年），《高王观世音经》发愿文（1372年），《西夏文经幢题款》（1502年）等。
2、汉文佛经
黑城出土的汉文佛经数量多，内容丰富，主要有以下数种：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是关于通往最高智慧（波罗密）之路的简短故事。属于经藏中的般若波罗密部，篇幅比其它经小，只有一卷，叙述合情理，比较易懂，流行得广。这种经藏品中有54件，分属九个不同时期的版本。另外还有《大方广佛华严经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第二十五》、《观弥勒菩萨上天兜率天经》、《阿弥陀经》、《三十五佛名经》、《转女身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妙法莲华经》、《大方广佛华严经》等。黑城遗书中除了这些易于流行、传播的佛经外，另外还有论、注释、疑经、中国佛教活动家的原著以及密宗佛教著作。密宗佛教著作数量很大，有密宗经文、密宗著作汇编、仪轨、陀罗尼咒语、祈祷文等。
在这些众多的佛教经典中，汉文与西夏文的《重修凉州护国寺感通塔碑铭》最为著名。
西夏乾顺天祐民安四年（1093年），由西夏皇帝、皇太后发愿，动用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重修凉州感通塔及寺庙，第二年完工后立碑赞庆，这一年正是乾顺诞生十周年。这通碑刻就是保存至今、著名的“凉州护国寺感通塔碑”（简称“西夏碑”），也是西时期留存至今的唯一佛教石刻。此碑原被砌封于甘肃武威城内北隅的清应寺碑亭中，已久不闻于世。直至清嘉庆九年（1804年），著名学者张澎才启拆封砖，发现此碑，并第一个识别出碑文除汉字以外还有西夏文字。
这通西夏碑通高2.5，宽0.9米，此碑文两面，正面刻西夏文，碑头是西夏文小篆题名八字，正文刻西夏文楷书28行，每行65字。背面刻汉文，碑头是汉文小篆题名12字，正文刻汉文楷书26行，每行70字。碑铭四围有线刻卷草纹。碑头题名两侧各有一身线刻会乐舞者。题名上端线刻云头宝盖。两种文字处理内容大体相同，都是叙述建立和修整感通塔的情况，只是在叙述详略与描绘的色彩上有所不同。此碑文具有重要的文物、历史、艺术价值，反映了西夏当时、经济、文化、宗教等情况，为研究西夏佛教提供了很多宝贵资料。
北京图书馆珍藏的西夏文《现在贤劫千佛名经》之卷首的西夏译经图及其序、跋，真实地宣扬了西夏佛教盛事，描绘了西夏译经的场景、规模及其组织状况，列举了译经的时代，译、校者及其译经的缘由，是研究西夏历史文化及西夏佛教史的重要资料。
（二）医、历、占卜书与儒、道家作品
1、医、历、占卜书
黑城出土汉文遗书中医学书共有10件，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孙思邈（586～682）著的药典《孙真人千金方》，是13世纪初的版本。这部药典记述了大量的药物，解释了疗效。还有药物汇编和单个药方。
保存下来的历书有8件，全是用于零星修补破旧写本和木刻本的残片，其中宋朝印的历书最多，印刷的历书均为12世纪前30年的木刻本残片。
占卜书有五件，与含有大量通灵术内容的医书和历书直接连在一起，其中有13世纪初的一件残卷《六壬课秘诀》。六壬类的占卜书是占卜书的主要类型，流行甚广。
2、儒、道作品与字书
儒家著作不多，只有《论语》写本残片两件，一件是12世纪末，另一件是14世纪中期；一件有注释的《礼记》残片，是13世纪初的版本。
道家著作也为数很少，有三件，其中两件《庄子》的版本，一本标题为《南华真经》，扉页上署名“南华真人”，是12世纪末或13世纪初原文的普通重刻本。另一个版本有吕惠卿、王安石在11世纪写的这部作品的注释。第三件是《太上洞玄灵宝天尊说救苦经》，书中使用了小园点，这是使用印刷符号的一个早期证据。
在遗书中最有价值和特殊的部分是字书，但数量不多，有6件。其中有一些很重要的宋代辞书，如12世纪初在杭州刻印的字书《广韵》，13世纪中期刻印的字书类型《一切经音义》的残卷。此外还有语言方面的教科书，一件是12世纪下半期的写本，另一件是14世纪中期的木刻本残卷。这些字书显然均受宋朝字书的影响，在编写教科书时采用了中原地区的经验。
（三）文学作品与历史著作
诸如诗歌、韵文、叙事文和叙事诗等这类文学作品共有十二件，其中韵文三件，即12世纪30年代的木刻本残卷和12世纪末的刻；还有一部描写梁武帝（502～549年）信佛的系14世纪中期的写本；诗歌的种类较多，有14世纪初中国童蒙教科书《千字文》的写本，在14世纪上半期的6件写本中还有许多格律诗、曲子词等诗歌。还有两个13世纪初的著名版本，一部是《刘知远诸宫调》，现保存在北京图书馆，已于1936年、1958年影印出版过两次，另一部是《新雕文酒清话》，宋代书目中没有著录过。此书是许多笑话性质的简短故事集。
历史著作有3件，是三个不同版本的残卷，即12世纪30年代绍兴版的《新唐书》，13世纪初的《汉书》注释本，14世纪上半期刻印的关于金朝历史的一部著作。
（四）经济、军事及其它文书
黑城遗书的汉文部分有大批官方经济和军事文书，按时间与来源可分为三部分：
1、陕西北部军事区文书
这些文书均出自陕西北部边境鄜延路官署，文书上的时间记载为1181年、1123年、1125年、1126年、1127年、1128年、1129年、1131年。文录了本区和与其相邻的环庆路等邻区的许多军事和行政设施。文书分为行政、司法、军事三大类。
第一类是行政文书，属于提职报告、履历表、呈文等纯行政文书有18件，关于捕捉、羁押、释放等文书有6件，有关清查财产的命令2件。
第二类是司法文书，这类文书内容包括审讯记录、监禁某人的生活费报销单、说明书、民事判决书、监禁案卷和刑事判决书等13件。
第三类是军事文书，共有31件。其中有23件是1123年～1129年间的文书。这些文书奏报了与女真人、西夏人的边界冲突，1125年以后的文书则奏报了关于抵抗女真人入侵和的情况，1126年以后的状况被描述的极为悲惨。这些文书填补了迄今已知的历史资料，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2、12世纪末至13世纪初的文书。这个时期的文书很少，总共7件，其中4件多半是文书碎片，是1172年发放木板和其它材料的登记，另外两件记录了12世纪末发放的粮食和物品，还有一件是关于1223年某战役中伤亡与俘虏情况和呈报。
3、13世纪末至14世纪初的文书。这一批文书与元朝末期的统治有关，共44件。17件保存了确切的年月，其中13件的时间最早的是1304年，最晚的1364年，反映了1367年被明朝推翻前的一些。5件文书与北元（1368～1378）有关，北元的首都在内蒙的哈拉浩特（黑城），这些文书的年代都是1371年。这些文书的内容包括的布防署、军事通报、呈文，各类供给单据、各种诉讼审理文书，粮食、牲畜、布匹与珍贵的物品单据等。这些文书提供了元朝末期蒙古统治中国的历史文献资料，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还有两件其它的文书，一件是公元989年，遣僧智坚赴印度的证件，另一件则是12世纪20至30年代，一位姓名不详的人去西凉府的证件。
西夏文献资料内容丰富，涉及古代党项与西夏国历史、地理、语言、文字、宗教、文化等诸多领域，为我们多层次、全方位的研究这一时期的、经济、军事、宗教、文化以及西夏与周边政权的关系等，提供了极其宝贵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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