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在金銮殿上打大臣屁股的人，不是朱元璋，而是杨坚
提到在金銮殿上打屁股，大家首先想到的都是明朝。明朝是一个有故事的朝代，而在众多故事中，大臣在上朝的时候直接被摁下打屁股的事情，永远不会缺席。
明宪宗朱见深之前大臣被打屁股时还有最后一块遮羞布，那时遭受到这个刑罚的官员是可以穿裤子的，甚至在屁股上可以垫上棉衣棉布等物品减轻疼痛，那时的打屁股，羞辱性居多。但是朱见深之后这点福利也没有了，所有朝臣，无论官多大学问多高，在民间有多少人顶礼膜拜，只要被抓到把柄，或者哪天皇帝心情不美丽要打人发泄，而这个官员又恰好撞到枪口上，那么他在被打屁股的时候，就必须脱掉裤子，冷硬的棍棒就这么直接打到皮肉上，棍棍见红。
余秋雨在其散文《山居笔记》中针对明朝的去衣打屁股写过这样的话：“苍白的肌肉，殷红的鲜血，不敢大声发出的哀号，乱作一团的白发，强烈地提醒着端立在一旁的文武百官，你们说到底只是一种生理性的存在。一言不合，请亮出尊臀。”这段画面感极强的话可以说把明朝朝堂杖刑的惨烈场景搬到读者面前。
明朝的杖刑确实惨烈，甚至在万历年间发生的“张居正夺情”一事中更是有多名官员同时被打，一名叫“赵用贤”的官员被打的屁股上的肉一块块脱落，他的妻子还把这些腐肉捡起来回家腌制成腊肉，从此作为家族彰显正直的活招牌。明朝的廷仗发展到这种地步，可以说残忍又变态。
明朝的廷仗如今提起来令人心惊胆战又止不住的作呕，但是廷仗这件事还真不是明朝老祖宗朱元璋发明的，它的发明专利应该颁给早朱元璋八九百年的杨坚。隋文帝杨坚是仁君呀，他还与自己的老婆独孤皇后一起被后人称为圣人，怎么能随便打人屁股呢？更何况还是在大殿之上打大臣的屁股，不会是弄错了吧？
这件事绝对没有弄错，杨坚确实是隋帝国的开创者，还凭借一己之力创造了开皇之治，但他绝不是什么善男信女。这个人不仅心思深沉，还心狠手辣。
他与独孤皇后生的五个儿子中，长子杨勇最初被立为太子，被废后整日痛哭甚至爬到树上大喊要见杨坚一面，杨坚听到了儿子无助的呼求却直接拒绝。三子杨俊因为喜好奢华被杨坚从封地叫到京城训斥，这个儿子没有啥大志向，被老爹一通训后直接吓病了，后来好不容易鼓起勇气写了封奏章，问可不可以恢复官位？杨俊是想通过这件事试探一下老爹对自己是否消气，谁知杨坚不仅不同意还又把儿子骂了一顿，最后杨俊被吓死了。
再来说老四杨秀，这个儿子有野心，也确实僭越使用了一些天子才能用的东西，但是杨坚把他叫到京城又幽禁了他，这样的惩罚难道还不够么？杨坚说不够，哪怕这个儿子在请罪的奏章中写自己只有两个愿望，一是想见见自己的儿子，二是请求有一个墓穴，以后停止呼吸了也好有个去处。但是杨坚坚决不同意，身为一个父亲，驳回了另一个父亲想见孩子的请求，这人得多么冷血无情。
对亲生儿子都能这样，对下属自然就更冷血了。我们都知道杨坚建立的隋朝是通过的方式夺过来的，这是一个玩阴谋的高手。这类人成为皇帝后都有一个通病，就是不信任任何人。在他们眼中，所有人都是当初的自己，都在暗中搞小动作想建立一个新的王朝。因此杨坚不仅严格监视百官的日常生活，还时刻想通过种种暴虐的方法立威。他要让所有人知道自己这个皇帝是不好惹的，是不能糊弄的，你们在我手底下只能战战兢兢的做事，若是敢稍稍不听话，棍棒伺候。
为了彻底降服手下这帮人，杨坚的朝堂上时刻摆放棍棒，若是发现有人阳奉阴违，或者哪天心情不好想要打人出出气，这些棍棒可就派上用场了。史书中没有明确记载杨坚打高官屁股时用不用去衣，想来是不需要的，但是在屁股上垫上棉衣等温馨操作也是没有的，因此杨坚的朝堂上经常打死人。有一次执行仗责的侍卫起了怜悯之心打的不狠，杨坚一看当着我的面还敢放水，这简直是欺君。于是这个在冷酷的宮墙内仍然心怀温暖的侍卫，被杀了。
有了这个先例，所有的执行者都不敢手下留情，因此被直接打死的人就更多了。眼看着杨坚越来越暴虐，朝中的官员人人自危，身为尚书左仆射的高颎坐不住了。说一下隋朝的官职，这个朝代没有设置丞相，虽说有司徒、太尉与司空共同参议国家的大事，但是具体的行政事务都由尚书省办理。尚书令又常年空缺，因此尚书左仆射的地位相当于丞相。
高颎在尚书左仆射的位置上一坐就是十几年，这时看到皇帝越来越暴躁就想制止一下，于是他联合掌管法律的治书侍御史共同上书，希望皇帝不要总是在朝堂上打人。他们说宫廷不是行刑场所，金銮殿也不是打人的地方。皇上这么做，于理不合。但是杨坚对这种说法嗤之以鼻，高颎一看这招不行就带领朝臣一同请罪，杨坚这时对高颎还有几分耐心，如今又看到朝臣集体请罪，也意识到或许是自己过于严苛。于是他问掌管禁军的田元，说自己打人的棍棒是不是太粗了？田元很老实的回答确实很粗。杨坚说有多粗呢？田元举起自己的手掌在杨坚面前晃了晃，他说陛下的棍棒有成拇指这么粗，三十下的责罚相当于上百下，很多人承受不住被当场打死。
杨坚听完也沉默了，这帮人不省心他确实想教训一下，但没想直接把人教训死。丞相又带着一群人请罪，自己似乎做得确实过分了。于是杨坚就向后妥协了一小步。为啥说是一小步呢？打屁股还是要打的，只是换了个地点。之前是在上朝的大殿上直接打，现在是当庭定罪，然后交给有关部门专业的打。虽说还是得挨揍，但好歹是保存了点颜面。只是这点颜面，很快就没有了。
事情是这样的，杨坚实行在别处打屁股没多久，楚州行参军李君才在朝堂上说杨坚过分宠信高颎，身为皇帝这是要不得的。杨坚听完这话直接就火了，朕是皇帝，高颎还有本事，怎么就不能信任呢？倒是你这个小小的参军竟敢当朝弹劾宰相，谁给你的胆子？
暴怒的杨坚直接就要把他按在地上打屁股，但是朝廷上打人的棍棒已经撤下去了，杨坚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合适的刑具，他又不想等到散朝后让这个碍眼的人到固定的部门去挨打，正在郁闷的时候看到了鞭子。暴怒的杨坚命令侍卫拿鞭子抽，使劲抽，于是这个倒霉的参军就在大殿上被鞭子直接抽死了。
被抽死了还不算，余怒未消的杨坚直接宣布恢复廷仗，之前的棍棒都得拿回来，有看不顺眼的官员就在大殿上打，打死算他倒霉，打不死就接着用，哪天气不顺接着打。于是隋朝的廷仗再次发挥威力，打的一众高官愁眉苦脸，谨小慎微。
《夜狼文史工作室》特约撰稿人：帘外西楼
6岁女孩未完成作业，被老师打板子住院，老师：她不哭我以为不痛
很多孩子贪玩不认真写作业，老师就会很生气，有时还会批评或打骂孩子，这也是老师对孩子负责的表现，但有个6岁女孩没有完成作业，老师竟然把孩子打住院。
最近，网友李女士在网上问政平台反映，6岁女儿琪琪今年上一年级了，因没有完成午休作业，老师非常生气，于是用带齿钉的板子打女儿的屁股，最后导致双侧臀部挫伤，上呼吸道感染，住院治疗，老师说道：“她不哭我以为不痛”。
女儿琪琪在午休期间，没有完成作业，在这一天有两个同学没有完成作业，一位同学是“没有能力没完成作业”，而琪琪是“有能力没完成作业”，所以，班对此非常失望，也很生气，所以，把琪琪叫到办公室，开始用板子打琪琪的屁股，打了五六下，打完之后，发现板子上有很多小齿，所以，很快扒下孩子的裤子，发现孩子的屁股打淤青了，老师说道：关键是孩子不使劲哭，我还以为打不痛。
晚上洗漱时间，宝妈想要给女儿洗澡，女儿怎么都不脱裤子，于是宝妈一再追问，问出原因，因为没完成作业，被老师打屁股了，脱下裤子之后，宝妈发现孩子的屁股已经红肿了，于是直接送进医院，琪琪被送进医院治疗后，高烧不退，李女士还解释道：“医生说孩子被打后，伤患部发炎导致高烧，才会出现上呼吸道感染症状。”
这位老师的教学水平不错，已经任教十几年，因为这一，已经停课接受，所以，老师们也要管理好自己的情绪，不要再冲动地打学生了。
1、 老师要有宽容的心克制自己
作为老师，当学生犯错或没有写作业时，应该要换位思考，有宽容的心克制自己，站在学生的角度上想问题，问其原因，因为学生有可能是学习压力太大，当老师知道原因之后，要多一份理解，多一份关爱，这样老师和学生才能和谐相处。
2、转移方法
当老师看到学生上课走神或没完成作业时，情绪就会很激动，想要批评或打骂学生，还有种要爆发的感觉，在这时，老师要做到把不良的情绪转移到其他话题上，比如：交流谈心。
3、搜寻学生的闪光点
每个学生都会犯错，老师就会很生气，这时，老师要在大脑印象中，搜寻学生的闪光点，赏识学生，比如：调皮的孩子，思维敏捷，这样老师就不会那么生气了。
在学校中，老师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在情绪激动时，老师要有宽容的心克制自己，用转移方法，转移到其他话题上，最后，搜寻学生的闪光点，这样老师和学生才能和谐共处，还有这一个故事，因为女儿没有完成作业，被老师打屁股，说明孩子不够自律，所以，父母怎样培养孩子的自律性呢？
1、 帮助孩子寻找感兴趣的事情
生活中，给孩子报一些兴趣班，帮助孩子寻找感兴趣的事情，这样孩子会把时间用来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所有的诱惑，在这一个过程中，可以有效提高孩子的自律性。
2、做孩子最好的榜样
父母是孩子最亲近的人，而且父母也是孩子最好的榜样，所以，父母想要孩子自律，首先自己应该自律，合理安排自己的所有时间，一切不良诱惑，每天坚持读书，有一个自律的习惯，孩子也会学习，成为一个自律的人。
3、培养孩子时间上的管理
父母想要孩子变得自律，首先要培养孩子时间上的管理，让孩子在规定的时间内，尽情地玩耍，认真地学习等等，约定时间到了，必须停止，如果停止不了，就要给予孩子适当地惩罚。
孩子成为自律的人，就可以提升自己，努力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好，从而更容易成功，孩子自律，可以合理安排时间，就能够掌控自己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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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岁的她，在“大爱无疆”游学营里被“惩戒”：用30厘米长戒尺打屁股
尽管已经过去了快两年，苏星还是偶尔会梦到她在“大爱无疆”游学营里被“惩戒”的经历——用一根30厘米长的戒尺打她的屁股。
她16岁确诊躁郁症，“走投无路”的父母尝试了无数种方式，在她20岁那年夏天，将她带到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参加一个叫“居裕然”的人开办的游学营。
在那里，所有人都换上了统一的制服，饭桌上每个孩子都要向父母敬酒，不守规矩要接受“惩戒”。苏星尝试过逃跑、报警，但最终她还是被送了回去，接受“惩戒”。
5月1日，居裕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他提倡“东方传统的家庭教育模式”，使用戒尺来“惩戒”孩子是必不可少的一种手段，能“恢复家风”。他把自己比喻成“堂吉诃德式”的人物，开办“大爱无疆”是为了拯救痛苦的家庭。“这些孩子都是我的儿女，我在用生命唤醒他们。”
但在苏星看来，居裕然是她生活中的阴影，家庭关系的破坏者。她在网上发帖，讲述自己的经历。一些去过游学营的孩子也站了出来，他们大多是家长眼中的“问题少年”——患有抑郁症、躁郁症等精神类疾病，在父母的“哄骗”下加入游学营，被居裕然要求断药，受到了语言辱骂、挨戒尺、扇耳光等不同程度的暴力。
5月6日下午，接到报警的盐城市盐东派出所告诉记者，5月2日接到过一起未成年人报警，称“大爱无疆”是一个“传销组织”，该案已立案。
目前，“大爱无疆”盐城游学营已经提前结营。一位工作人员说：“我们现在开始进入集体静默，同时暂不接受新家庭的咨询”。
游学营里，正在被“惩戒”的孩子。受访者供图
草原上的游学营
苏星和妈妈李芳对家庭关系的彻底破裂，有着不同的表述。
苏星认为，起点是父母接触了“大爱无疆”这个机构。它宣称能解决“人生无目标、学习无动力、磨蹭拖拉、沉迷网络、初恋漩涡、厌学逃学、休学辍学、黑白颠倒、啃老蜗居、对抗父母、亲子关系、夫妻关系”。她的父母把它当作了“救命稻草”。
但在妈妈李芳眼中，家庭关系变差是从苏星高中时确诊“躁郁症”开始的。女儿生病以后，她和丈夫产生了内疚的情绪，“对她太好了，什么都迁就她，她对我们的要求越来越多。”以致于苏星成年以后，独自在武汉生活。平时几乎不回家，拉黑了母亲的联系方式，偶尔只跟父亲交流。
苏星的诊断报告。 受访者供图
李芳不承认女儿有病，为她找过心理咨询师，每周去见一两次，药也吃了，却都没改善。“大爱无疆”与她不谋而合——居裕然告诉记者，他只承认因脑外伤、神经受损引起的精神类疾病，抑郁症这类的“心理疾病”都不存在。
“大爱无疆”宣称截至2019年底，他们帮助了“153个被专家确诊为抑郁症、强迫症、自闭症、狂躁症、精神病等被迫服用精神类药物、住过特殊医院的孩子断掉药物。”居裕然举例说，“一个曾经吃了六年多精神类药物的孩子，跟我见面以后停了药，现在不仅工作了，还拿到了。”
2018年7月，父母向苏星提出，想和她一起去“大爱无疆”的呼伦贝尔大草原参加游学营，为期十天左右。
父母为这次游学花费了9万元。他们将和十余个家庭一起，游玩景点，享受机构负责人居裕然的“个案辅导、深度链接、全家调整”。
在“大爱无疆”官网上，被称为“居爸”的居裕然身穿一件蓝色Polo衫，光头，身材高大、微胖，笑着倚在一棵树上。他的头衔很多，是“公益家教创始人，北京大学、浙江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多所高等院校客座教授，全国20多所中学名誉校长，法国尼斯大学DBA在读。”
“大爱无疆”官网上，居裕然的介绍。图片来源网络
苏星不愿意去，但架不住父母越来越强硬的态度，他们唠叨：“边玩边学，很轻松”、“去了之后跟居裕然聊一聊，如果他说的有道理，你就在那待着，如果没道理，随时都可以走”。
到了草原后，苏星一家三口被安排住进了蒙古包。他们去了额尔古纳，那里有一望无际的草地和大片大片的油菜花，居裕然带着他们骑马、看蒙古族的表演、参加篝火晚会，还安排了拔河比赛、跳舞等亲子游戏。
父母们都表现得很兴奋，但苏星没心思。她感觉自己抑郁情绪发作，心情低落、焦虑、失眠，不想参与集体活动，看着满桌子的菜也只觉得恶心反胃。她带上了医生开的药，每天吃四分之一片。“但我父母都觉得我是没病装病，逼着我出去，说不去就不给我生活费”。
游学过程中，居裕然把苏星一家叫到了他的房间里，一对一“链接”。居裕然详细问了苏星家庭中出现的问题，并全程录像，一聊就是好几个小时。
聊完以后，居裕然下了论断：苏星没病，她的“情绪”是因为父母太过骄纵，加上平时和父母沟通不畅造成的。居裕然劝苏星把药停了，回去上学，或者去他朋友开的美容店里上班。
他还让苏星在纸上写下了对父母的要求，苏星写了一句“希望父母多尊重我”。苏星说，“当时他的态度很好，我的态度也很好，我也跟他讲了很多真心话，希望他可怜我，放过我算了。”
“惩戒是一种家风、家规”
很快，苏星发现，参加游学营的孩子很多都是被父母“骗”进来的，他们大多数只有十几岁。都带着抵触的心理——有孩子不愿意起床参加活动，也有孩子闹着要自杀。面对这些“不守规矩”的孩子，居裕然会用自己的方法来进行“教育”。
有个爱打游戏的男孩，认为自己就是游戏里的“李元芳”。居裕然和工作人员拿着马克笔，在男孩的脸上反复写他真实的名字，一边写，一边骂“不认祖宗、不是人”。后来，男孩的故事被“大爱无疆”当作正面事例在官网宣扬。
居裕然在一个男孩的脸上写满了他的名字。受访者供图
苏星还看到，营里有中途擅自离开的男生，回来之后，被一群人按倒在地，“使劲地扇他耳光、用筷子撬他的嘴巴、还把椅子直接砸向他。”
她吓坏了，第二天就偷偷买了回家的机票，在机场报了警称居裕然“搞传销”。因为没有证据，将苏星送回了游学营。
回到游学营后，居裕然说苏星犯了错，必须接受“惩戒”，掏出了一根30厘米长的戒尺，和苏星父亲一起打了她30下，打到屁股上全是伤。
居裕然从不避讳“惩戒”的事实，甚至把它当作一个宣传的噱头。据“大爱无疆”公众号介绍，用戒尺“惩戒”被称为“喝汤”，因为“戒尺是竹子做的，简称‘竹片’，打在身上‘噼里啪啦’响，‘汤’即被惩戒者灵魂深处流下的眼泪，戏称‘竹片噼啪汤’”，是该机构“最具特色、最为震撼的精神大餐”。
“虽然法律规定了不能打子女，但我极力拥护老祖宗的‘惩戒’的遗训，惩戒是一种家风、家规”。居裕然对记者说，“惩戒”和殴打不同，是有度的，他们只“惩戒”18岁以下的孩子，一次打男孩的手或屁股30下，女孩的手或屁股20下。
“‘惩戒’的目的在于让孩子知道做人做事的底线，不能以下犯上，很多孩子被‘惩戒’之后都是心服口服”，居裕然说。
接受“惩戒”后的苏星想，不如装乖熬过这几天。她不再反抗，在饭桌上听话地给居裕然敬酒，还让父亲挽着自己的胳膊，装作很亲密的样子。“但我心里的想法是完全相反的，只是不想再挨打。”
被改变的亲子关系
在游学营顺从地待了三四天后，苏星和父母一起回到了湖北老家。带回家的还有居裕然赠送的一把30厘米长的木戒尺，上面印着他的“语录”：“原则面前绝不让步、感情面前绝不含糊。”
这趟游学营之后，妈妈李芳把居裕然当成了指引自己家庭的明灯。每天，她都会诵读居裕然赠送的《居说集》，还会抄写、背诵，“居说，内心光明，人生才能光明”、“居说，道德的本质，是心中有他人”。不仅如此，她常常在“大爱无疆”建的微信群里反馈自己的阅读心得。
她和丈夫跑遍各地参加居裕然的“大讲堂”，第一次4800元每人，之后每次收费几百元。“大讲堂”中，居裕然传递自己的教育理念，讲“成功”的案例，除了家庭关系外，他还讲职场关系等各种话题。
在一次讲座时，居裕然提到“有四个厕所的房子风水不吉利”，李芳想到自己家正好有四个厕所，便盘算着要不要把房子卖掉。
只要碰到问题，李芳都会说，“要不要打电话问问居爸？” 她认为，居裕然的眼光很“毒辣”，一针见血地看出了家里的主要问题是对孩子的溺爱，而且每次回消息都非常及时，“能让我们在慌乱的时候镇定下来，给我们一个方向”。
一直以来，李芳无法接受女儿得了“躁郁症”这件事。她和丈夫都是医生，但在她看来，女儿除了头晕、厌食等生理症状外，没有什么不对劲。
李芳认为，精神科的诊断并不科学，因为“其他疾病的诊断有硬性的指标，但精神科都是凭借医生自己的观点和经验来判断”。她也不认可医生给出的治疗方法、开的药物，因为“药物不可能改变一个人的思维，还有很多副作用”。
她开始寻求专业医生之外的帮助，频繁地参加各种类型的家长智慧课堂、讲座，去过广东佛山、浙江杭州。但她觉得这些活动都没效果，“只会让我们父母产生内疚的情绪，却不告诉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
2018年1月，在朋友的介绍下，李芳第一次听说居裕然和“大爱无疆”。朋友说他“气场很足，在治疗孩子的精神疾病上有一套”。
那年5月，李芳和丈夫参加了“大爱无疆”在武汉茶楼里的一场“分享会”。一个叫“素红”的老师告诉在座20多位家长，要分清“感情和原则”，对不听话的孩子，必须要进行“惩戒”，这是中国传统的家风，也是父母不可让步的原则。
后来，他们和居裕然单独通了话，问他怎样才能缓解和女儿的关系，居裕然给出的建议是，“断掉苏星的生活来源，让她回家住”。
李芳说，他们按照居裕然所说的，不再给苏星打生活费，不久后，苏星果然搬回了家。这让李芳觉得，居裕然很有本事。她决定给女儿报名参加游学营，让居裕然进行更深入的辅导。
正在接受居裕然“链接”的苏星一家。受访者供图
在跟居裕然深入接触以后，李芳认为自己的家庭关系也有了改善，“至少女儿不再乱骂我们了”，“就算我们不给她生活费，一个人在武汉也能养活自己。”
但苏星却觉得，和父母之间的鸿沟不但没有弥合，反而变得越来越大了。
以前，父亲几乎不对苏星使用暴力，但从游学营回家以后，苏星被父亲打过两次。第一次苏星的手被打骨折了，刚打上石膏没多久，又和父亲发生了冲突，石膏碎了一地。
回忆起这两次冲突，李芳对记者说，“是我们太心急，对‘惩戒’的执行不到位才造成的。”
深信不疑的家长们
24岁的王梦在参加“大爱无疆”的游学营后，家庭关系也发生了改变。
父母不再给她生活费，她从家里搬了出来，渐渐和父母失去了联系。“但居裕然会把这当成一种宣传的手段，说到他那儿调整以后孩子都走出家门、自力更生了”，王梦说。
王梦在高中时被确诊为抑郁症，随后休学。去年夏天，她被父母以旅游为名带到了在内蒙古的游学营。在营里，因为不服管教，王梦被居裕然称为“无法管教的畜生”，多次被戒尺和木棍打了屁股、小腿。
抑郁症患者张婷一家也同样接受过居裕然的“”。
张婷的母亲回忆，别人介绍居裕然说是时下最厉害的人，只要跟他一见面，他就能洞悉对方内心，清除对方内心的杂草。“当时我家女儿正处于低谷期，我想能遇到这样的人太好了。”
在张婷一家和居裕然的对谈中，居裕然说自己从不认可心理医生，心理医生的那一套都是西方的东西，就是将人对号入座，实际上每个孩子都没病。为了佐证这一观点，他还拿自己举例，说自己曾被精神学家诊断，患有十几项精神疾病。
“这一点让我父母特别信服他，因为我妈从来不想承认我有病，她对抑郁症这种说法特别反感。”张婷说，只要提到心理医生，居裕然就气得跳脚，像是被戳中了敏感点一样。
在“大爱无疆”机构中，有工作人员曾考过心理咨询的证书，居裕然会强调，不允许用心理医生的那一套对待孩子。
在游学营，张婷父母把居裕然当人生导师，道别那天，张婷母亲在居老师面前哭了。但离开游学营后，她和丈夫反思，游学营对他们的帮助并不大。“他肯定帮到了某些家庭，但他也不是神。”
张婷一家没再和居裕然联系，“除了效果一般外，我们家也确实不适合，收费太贵了，是有钱人的游戏。”
据张婷母亲提供的材料，“大爱无疆”提供的服务项目有5种类型，价格从3万元到120万元不等，服务期限最短1个月，最长无限期，每个项目都包括不同次数的电话或语音咨询、面对面辅导，而游学营最低收费是9万元。
张婷的父母都是中学教师。她说，和他们一起参加游学营的家长中，大部分都是中产阶级以上，其中不乏大学教授、企业高管。
事实上，像李芳这样对居裕然深信不疑的家长不在少数。在“大爱无疆”公众号上，许多父母写了反馈文章。文章中，休学的孩子回到了校园，抑郁症的孩子恢复了活力，而这一切，都是居裕然的功劳。他们把居裕然称为“铁人、侠客、非人类、灵魂摆渡人、上天派下来驱魔的怪兽”。
不可磨灭的阴影
但最近，苏星和王梦发现这个父母眼中的“完人”曾经因为传销坐过牢。
据新华网报道，2007年9月，辽宁省通报了十大传销案件，居志国是涉案人之一。通报显示，2006年11月，犯罪卢珈伙同犯罪居志国等人在大连成立了大连商领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搞饮水机、保健品等传销活动。在抚顺清原地区已发展下线150余人，非法经营额达80余万元。随后，居志国被抓获归案。
5月1日，接受记者采访时，居裕然承认自己就是该案中的“居志国”。“我改了名字，因为居志国有一段那样的历史，而我在辅导企业家的过程中，也会有企业之间的竞争，很多人都会以此攻击我。”
从监狱出来以后，居裕然开始做“家庭教育”。他的初衷是“看到很多成功人士、高知家庭的儿女教育很失败、过得并不快乐”，而他的女儿被教育成了一名教师，自己有成功的教育经验和人生阅历，可以当一个“堂吉诃德式的人物”，去拯救这些家庭。“我们是一个大家庭，所有的孩子都是我的儿女，我是他们的父亲。”
可对于苏星而言，游学营的“惩戒”在她心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阴影。
这些年，她梦到过自己被居裕然和父亲用戒尺打；也梦到过自己去了居裕然要她去读的学校，梦境中的自己坐在教室里，很胆小，只会呆呆地看着书。
躁郁的症状也没有得到缓解。苏星常常一下特别兴奋，一下又很低落，情绪变化很快，吃不下东西。有时，身边人跟苏星说话，她只习惯性点头或摇头，或者干脆装作没听见，“特别不想说话”。
回家以后，父母偶尔会要求苏星去见见“居爸”。去年5月，苏星在武汉见了一次居裕然，她有些害怕，叫上了自己的干妈。那次见面，居裕然跟苏星说，希望她去上学，而且自己有办法帮她弄到文凭，只要给他几十万。
见面后，苏星的干妈给李芳打电话说，“你们教育孩子还是要靠自己，花那么多钱请别人不靠谱。”但李芳不以为意，她认为，这是因为孩子的干妈对居裕然“不够了解”。
苏星感到，家里的一切似乎都在居裕然的掌控之中，被他事无巨细地支配着。父母对居裕然的狂热让苏星感到害怕，“就像是邪教一样”。
于是，苏星开始在网上发帖，讲述自己在游学营时的经历。很多孩子纷纷跟帖，他们大多有抑郁症等精神类疾病，在父母的哄骗下加入游学营，被居裕然要求断药，受到了语言辱骂、挨戒尺、扇耳光等不同程度的暴力。
苏星、王梦等人建了维权群。他们收集了居裕然在游学营里的打人录音和视频，在知乎、微博上不断发帖，给教育部的监督举报邮箱发邮件。
15岁的高凡也加入了其中。他因为沉迷游戏休学在家，被父母带进了今年的盐城游学营。5月1日凌晨，趁父亲睡着时，高凡偷偷从游学营的卫生间窗户跑了出来，报了警。做完笔录，因高凡未成年，便让父母把他带了回去。
5月6日下午，盐城市盐东派出所告诉记者，5月2日接到过一起未成年人报警，称“大爱无疆”是一个“传销组织”，该案已立案。
受伤害的孩子们还质疑“大爱无疆”的办学资质。5月6日，盐城市亭湖区教育局的一名工作人员回复记者，从“大爱无疆”的办学范围来看，不属于语文、数学等学科类教学，不在教育局的管辖范围内，只需要市场监管部门审批通过即可营业。
目前，“大爱无疆”盐城游学营已经提前结营。高凡发来的一张截图显示，在“大爱无疆”的江西群里，一位工作人员说：“我们现在开始进入集体静默，同时暂不接受新家庭的咨询”。
从派出所出来以后，在高凡的强烈要求下，父母决定带他回江西老家。
离开游学营前，他被要求写下一封“情况说明”，承认报警是对居裕然的诽谤和全体成员的污蔑。在“情况说明”的末尾，高凡作出承诺：“不再诽谤居老师和污蔑全体成员，正确对待父母，好好上学，按时吃饭、睡觉，自己的事自己做。”
（除居裕然外，文中受访者均为化名）
记者 周小琪 实习生孔宁婧
编辑 陈晓舒 校对 卢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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