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懋仁：那些蜕化变质的人，价值观是如何改变的？
【编者按】本文经作者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胡懋仁教授授权“昆仑策研究院”头条号原创发布，以供研究参考。
在思考价值观问题时，我经常会想到这样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在我过去讲课时，也对学生提问过。我的问题是：现在那些落马的贪官，在三十年前，他们还在大学做学生的时候，他们是不是也是满腔热血的青年人？他们对那个时候的是不是也很深恶痛绝？他们会想到今天他们自己这样的结局吗？他们曾经的价值观什么时候发生改变的呢？对于这样一个问题，对学生来说，是不太好回答的。所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并不是要让学生们找到一个所谓答案，而主要是考虑让学生们思考一下这样的问题。
钱理群教授最先提出所谓“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概念。在小小年纪，就知道精心算计。这样的人在工作之后，在走上或者负责的岗位之后，会不会就一定会堕落为一个贪官？这也不好一概而论。其中有的人可能会做了贪官，但也可能有的人就未必能做上贪官。有时候，所谓利己主义者，无论是否精致，总要考虑一下作奸犯科的后果。那么精于算计的人，有可能在算计之后，发现做贪官并不是得大于失，而完全可能是得不偿失。所以不能说，任何精于算计的利己主义者一定就会做上贪官。
当然，也会有这样的贪官，在他们年纪轻轻的时候，早就为自己安排好一条往上爬的路子。他们脑子里确实充满了利己主义的打算。他们想通过升官来达到发财的目的。即要升官，又要发财，这才是他们人生的最终目标。这样的人，在走上社会，走上岗位之后，最后当上贪官的概率是相当高的。
在这样的人当中，所谓光宗耀祖、出人头地的价值观，应该是相当突出的。而要达到这样的目标，也少不了名利双收。升官是名，发财是利。两样都想要，两样都不想丢，应该就是这种人的人生目的。至于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价值观，其中的缘由估计是很复杂的。有可能是家庭成员特别是家长给子女的耳濡目染，甚至是耳提面命，让这样的价值观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扎下了根。以后再想拔掉就非常困难了。不过，估计这样的家庭虽然也有，但似乎不会太多。毕竟这种观念过于陈腐，使笃信这种价值观的家长有的也羞于出口。
更多的贪官，在他们读书的时候，大多数人在内心里还是有着一定的正能量的。毕竟接受了多年教育，这种正能量的思想也不那么很快就消蚀掉。有的人，甚至在读书的时候，也是雄心勃勃，要为国家和做一番事业。然而，当他们走上社会之后，特别是走上岗位之后，社会中现实的消极因素让他们应接不暇。他们所看到的，是这些消极因素似乎在我们的社会里仍然在大行其道。有的人就通过这种方式而获了利。这让他们就非常动心。他们其实内心里也很清楚，一旦做了违纪违法的事，是有可能受到纪律的处分和法律的制裁的。但是，他们看到更多的情况是，有些做了坏事的人，没有被立刻发现，而且这些人还能继续逍遥很长时间。他们就认为，侥幸这件事是能够存在的。他们就会想，别人这样做了，没出什么问题，说明有可能将来就永远不会再出问题。既然别人能做，为什么我就不可以做？既然我也可以做，那我为什么就不去做？这样的逻辑圈套，就开始把这些人套到这当中来，让他们开始陷入万劫不覆的陷坑之中。
有的人，开始做坏事时，胆子很小，不敢伸手，但如果有了不起眼的第一次，就会有不起眼的第二次。有了不起眼的前几次，后来的大额金钱也就更敢伸手了。因为在他们的内心深处，这已经不是什么问题了。虽然从理论上说，是违纪行为，是犯罪行为，但那么多人都没有得到暴露和惩罚，我也一定可以避开这样的惩罚。在他们内心深处，除了侥幸心理之外，还有所谓法不责众的歪理在支撑着他们的罪恶心理。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的廉耻不复存在了，他们的敬畏不复存在了，剩下的就只有贪婪，只有庞大无比的欲望了。
由于长期作恶，他们在年轻时曾经憧憬或者愿意相信的价值观，在他们罪恶的经历中，必然发生变化。他们必须寻找各种理由、各种借口来为他们的罪行辩护。甚至用所谓“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格言来宽恕自己的行为。他们没有法律观念，没有道德观念，没有任何做人的底线。最后自己把自己送进了深渊。
无论是道德，还是价值观，走上岗位的人们，别的不说，单就一个敬畏之心就是绝对不能缺少的。虽然这只是最基本的要求，最根本的底线。没有敬畏之心，什么都敢干，什么都敢拿，这就是走向毁灭的第一步。一个做贼的人，要实施盗窃行为的时候，心都是虚的，生怕被人发现。而那些贪官，在做坏事时，有的人已经没有所谓心虚的感觉了。在他们看来，一切都是那么应该，一切都是那么坦然。他们内心的独白往往是，这有什么呀？这算什么呀?人们不都是这么干的吗？谁能比谁干净多少？这些自白已经让这些已经变得心理畸形的人们感觉做这些坏事丑事非常司空见惯的了。
价值观是靠教育得来的吗？我不知道，说不清楚。要说教育，从学校到机关，从普通工作岗位到岗位，后来成为贪官的那些人们都没少受教育。但是管用吗？不知道，看起来，作用不是太大。光靠教育，作用是有限的，必须有必要的责罚和约束。在这个方面，丝毫不能手软，丝毫不能放松。应该承认，过去在严格廉政纪律和法律方面，我们有过太软的时候。那是绝对不行的，是不应该被允许的。
应当承认，“拒腐蚀、永不沾”对真正理想信念坚定的先进分子是可以做到的。但是，对相当多数的思想动机不那么纯的官员来说，只有在外在的监督和法纪约束的环境都非常严格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影响到他们的价值观的转变。在大环境的约束下，他们才有可能逐渐明白什么是应该做的，什么是不应该做的。时间长了，或许他们内心也会发生变化。他们有可能愿意接受那些本来就被证明是正确的价值观。但如果没有这样严厉的环境，那些价值观再正确，也得不到在各级岗位上官员们的认可和尊重。
我在课堂上也问过学生这样一个问题：你们现在对腐败现象深恶痛绝，将来你们毕业了，走上社会了，或者也会担任某个职务了，你们会成为你们今天痛恨的贪官吗？这个问题只是让学生思考的，没法让他们做出回答。他们现在也无法做出回答。如果回答是否定的，当然这个回答很好，但是如果将来他们违背了自己的初衷，成为自己今天不想成为的人，又将如何呢？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不就是见鬼了吗？
（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修订发布）
李慎明：苏共的蜕化变质是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
编者按：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是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候，必须高度重视把马克思主义这一活的灵魂融铸到我们党、国家和每个人的血肉和之中。
今年是我党隆重庆祝建立，又是苏共亡党、苏联解体30周年。
有的学者认为，在此重要时刻，我们党需要甩掉苏共这个历史包袱。我们不赞成这一观点。这在方法论上就是没有对苏联中后期赫鲁晓夫特别是戈尔巴乔夫时期的苏共与其性质有根本区别甚至根本不同的列宁、斯大林时期的苏共作出具体分析，而是一锅煮烩。
不说立场，仅从方法论上说，这样就必然会有意或无意分辨不清楚赫鲁晓夫特别是戈尔巴乔夫时期的苏共是为着极少数人，而列宁、斯大林时期的苏共则是为着绝大多数人这一根本问题，并会最终否定“十月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真理，最终否定“十月给世界解放事业开辟了广大的可能性和现实性的道路”，最终否定中华的和社会主义根本制度。
10年前（2011年），由作者任主编、陈之骅任副主编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苏共亡历史教训研究”课题组专家学者完成的研究成果——47万字的《居安思危：苏共亡党20年的思考》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在为该书撰写的绪论中，作者指出：“各种不同的研究观点试图向世人解读‘苏联解体’的原因﹕‘经济没有搞好说’﹑‘斯大林模式僵化说’﹑‘民族矛盾决定说’﹑‘军备竞赛拖垮说’﹑‘戈氏叛徒葬送说’﹑‘外部因素决定说’等等﹐等等。我们看见不同的人得出的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结论。但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呢？
毛告诉我们﹕‘任何过程如果有多数矛盾存在的话﹐其中必定有一种是主要的﹐起着的﹑决定的作用’。邓小平在其1992年那个著名的南方谈话中明确指出：‘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内部’。”作者认为，毛、邓小平的论述完全正确。
这也就是说，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只能有一个，这就是从赫鲁晓夫集团开始到戈尔巴乔夫集团逐渐脱离、背离乃至最终背叛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最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所致，归根到底是苏共自身的蜕化变质。否则就是唯心主义的多元论，而不是辩证唯物主义的一元论。
作者认为，苏共自身的蜕化变质表现在多个方面。
首先在于“苏共的基本理论及指导方针”。这说明，没有的理论便没有的行动和运动，错误的理论必然会导致错误的行动和错误的运动。
其次，在于“苏共的意识形态工作”。这说明，理论是通过具体的意识形态工作贯彻到全党全社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各级权必须掌握在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手中，必须培养和壮大一支忠诚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工作者队伍，必须建立一批忠诚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学术研究机构和报刊、电台、、网络等坚强阵地，必须有一套开展意识形态工作的正确方法等。
第三，在于“苏共的”的蜕变。这里所说的，主要是指以性质和宗旨为核心的大﹐就是必须坚持性质和宗旨。如果这个党保持了鲜明的工人阶级性质，坚持了全心全意为服务的宗旨﹐这个党便是屹立在——“大地母亲”上、力量无穷的英雄安泰﹐否则最终难逃失败之命运。
第四，是苏共内部出现了与利益根本不同的特权阶层。任何统治阶级及其阶层一旦形成﹐则必然企图进一步建立最大限度有利于自己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并且总是企图将其“终结”和固化。从一定意义上讲﹐苏共中的特权阶层是苏共亡党和苏联解体的物质力量﹐甚至可以说是苏共亡党和苏联解体的原动力。
第五，苏共的组织路线出现了根本蜕变。思想上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思想路线确定之后﹐组织原则和干部路线就是决定的因素。选拔和培养一代又一代千百万无产阶级事业接班人至关重要。
第六，苏共集团的背叛。历史唯物主义强调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但也承认个人在历史进程中可能发挥的独特作用。英雄﹐总是顺应时代潮流，反映的意志，引领时代前进的步伐，带领群众推动社会向前发展；而那些落后与陈腐势力的代表人物，也可能在某些特定的历史时空范围内显示其主观作用﹐动员、凝聚社会上的反动势力﹐一时阻碍、扭曲历史前进的步伐﹐甚至导致历史的暂时倒退。苏共不同历史时期的集团在苏联不同历史时期的独特历史作用，不能不使人们进一步深思集团在保证党和国家前进方向中的关键作用。
苏联部长会议原尼‧伊‧雷日科夫在总结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的原因时曾十分痛心地说：“是者们，正是他们背叛了党，出卖了国家和。”
第七，苏共后期对西方世界西化、分化战略的应对乃至迎合。如果说前六条讲的是苏共兴衰的内因，那么第七条讲的主要是苏共兴衰的外因。当然，内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根据，外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美国前国务卿贝克在谈到苏共亡党、苏联解体时曾说：“我们不是这场的领袖，但也不是旁观者”。这从一个侧面较为深刻地说明了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的内外原因的辩证关系。
今天看来，从一定意义上讲，作者的上述观点经受住了时间和实践的检验，对于新时代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也与总的相关论述是完全一致的。
2018年1月5日，总在新进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和省部级主要干部学习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十九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中指出：
“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人的灵魂，是人经受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我们常说，基础不牢，地动山摇。信念不牢也是要地动山摇的。苏联解体、苏共垮台、东欧剧变不就是这个逻辑吗？苏共拥有20万党员时夺取了政权，拥有200万党员时打败了，而拥有近2000万党员时却失去了政权。我说过，在那场动荡中，竟无一人是男儿，没什么人出来抗争。什么原因？就是理想信念已经荡然无存了。”“我们党执政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世界上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和政党演变的教训，都揭示了一个道理：马克思主义政党夺取政权不容易，巩固政权更不容易；只要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不出问题，社会主义国家就出不了大问题，我们就能够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
在苏共亡党、苏联解体30周年之际，为体现作者当年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我们对该绪论全文分集转录。此文虽稍显长，但似有内容，可以一阅。
机关报：为什么蜕化变质，是个大课题
提要：不管职务多高、能力多强、贡献多大，一任私欲膨胀，不能正确对待权力、荣誉、金钱等，栽大跟头是必然的。这，既是历史的教训，也是摆在面前的教训。
随着反腐败斗争向纵深推进，一些要案呈现出年深日久、逐步演变的特点。有的干部在违纪违法之前，也曾经要求进步，也做过有益工作，有的还当过先进，这是真实存在过的。
没有人生来就是坏人，这个道理大家都懂。问题是，人是会变化的，往好处变当然是好事，向坏处走则令人痛心。学习先进，见贤思齐，理所应当，自不待言。与此同时，管党治党尤要关注、研究人是怎样蜕化变质、一步一步变坏的？很多人包括似乎“很精明”的干部，理论上可以讲得头头是道，而一旦涉及本人利益，往往就会晕头转向、不知所从。这正是全面从严治党、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向纵深推进需要研究的一大课题，恐怕也是干部必须直面的人生考题。
某些有本事、有能力，也做过一些有益工作的干部，为什么会在其人生巅峰急转直下，蜕化变质，违纪违法，乃至沦为阶下囚？这里至少可以引出这样几个话题。
其一，如何看权力。权力是柄双刃剑，用得好，造福一方；用不好，则身败名裂。这，本来是个常识。常识之所以要反复说，是因为权力的魔力在很多时候会使某些人对常识视而不见、对常理听而不闻，这是潜在的大风险。这方面，群众有一种调侃式的比喻——有的干部在糖衣炮弹面前，想的是既把糖吞了，又躲过炮弹。天下哪有这样的美事？经验表明，所有滥用的权力，一旦被金钱美色粘牢，就会变成无法摆脱的致命，没有例外。
其二，如何看贡献。有贡献就有荣誉，有作为才有地位，这没错。但是，贡献不能成为伸手捞钱的理由，作为不能成为挑战纪律的资本。有的地方、单位的，把事业发展起来，把企业振兴起来，紧接着就迷狂了：“老子做了那么大贡献，吃点喝点拿点用点算啥嘛！”于是，和这个比，和那个比，越比心里越不平衡，越比就越感到私吞多少都理直气壮。这些人也不想一想，没有，没有国家和社会的支持，没那么多人一起奋斗，仅凭个人之力能有多么大的“贡献”？把个人的本事、贡献看得过大、过重，是最不清醒、最不明智的。
其三，如何看升迁。有一种人只能捧着顺着，一路提拔重用，青云直上。一旦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就怨天尤人、怒气冲天，对组织闹情绪、发脾气。这种人通常地位已经不低、权力已经很大，但由于个人欲望极度膨胀，怎样都不知足，也因此更容易滑向另一个极端——既然没有升官的机会，就狂敛滥捞，胡作非为，好像变了一个人。这类人不仅对自己缺乏正确认识，从本质上说，也是“三观”不正、典型的投机钻营分子。所以，功名利禄是一个不会骗人的镜子，考察和识别干部必须加试并看其能否通过这一关。
其四，如何看晚节。干部自青年而壮年努力工作清白做人，却栽在退休前，这样的案例不在少数。这说明，“善始不易，善终更难”。我们不必用“一世聪明，一时糊涂”这样的思路作“值与不值”的比较，而是说即使干部的人生阅历比较丰富，也未必都能够抵得住诱惑、过得了廉洁关。现实中往往是，年龄大了，即将离开岗位，容易精神懈怠，容易放松对自己的要求，也容易“阴沟里翻船”。倘若退休前盘算着趁机捞一把“安度晚年”，在正风反腐持久高压的态势下，这样的“好事”已属痴心妄想。
功劳与错误之间、贡献与犯罪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界限。功劳不能抵消错误，贡献不能抹掉罪行，犹如今日的荣誉不能代替明天历史。虽然很多犯罪看似一念之差、肇于微末之迹，但细细查之，无不是因为判断上的荒谬和认识上的荒唐。
不管职务多高、能力多强、贡献多大，一任私欲膨胀，不能正确对待权力、荣誉、金钱等，栽大跟头是必然的。这，既是历史的教训，也是摆在面前的教训。（米博华）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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