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的思想主张—汉朝董仲舒的思想主张

董仲舒廉政思想36则概述

□郭付军

从德州历史上的大儒董仲舒身上汲取廉政智慧

外以监督 强廉之助

董仲舒廉政思想36则概述

文|郭付军

董仲舒，西汉哲学家、思想家。他本人是廉洁正直的典范。《汉书》上说，他“为人廉直”，既不阿谀奉承、曲意从人，也“不问家产业”、厚殖财富，为人为官为学，都能正身直行，率先垂范，赢得了众人的尊敬，“学士皆师尊之”。他的廉政思想和实践对我们今天的廉政工作有着启发和借鉴作用。

内以修身，养廉之本 仁者寿

据考证，董仲舒活了90岁左右，在“人生七十古来稀”的年代，是少见的长寿星。精于修养、心思平正是他得享高年的重要因素。首先要节制情欲。他说“节欲顺行则伦得，以僴静为宅、以礼义为道则文德”。节制欲望、顺理行事就符合道德要求，以安闲自适作为精神的家园归宿，以礼义作为行为的规则引导，这样的德行就是美好的。其次要注重养气。他说：“养生之大者，乃在爱气”。注重养生的人都把对人体真元之气的调养作为核心内容而坚持笃行。他认为修养要从衣食住行等生活的点滴入手，穿衣要“衣欲常漂”，洁净舒爽；饮食要“臭味取其胜”，吃适合身体需要和时令新鲜的食物；居住要“居处就其和”，大小适度、阴阳调和；行动要“体欲常劳”，保持适量运动，最终达到中和平衡的理想状态。其三养心为上。他继承了儒家“德润身、富润屋”的思想。他说：“凡气从心，心，气之君也”。他主张从仁义德利角度来颐养精神。董仲舒重新界定仁的含意，强调了“仁”是个人对社会的施与和贡献，否定了自我满足与获得，“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对于“义”，他说：“义者，谓宜在我者”。按照适宜的规则行事，就叫作义。取财，要见利思义、义然后取；做官，要“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在义利关系上要做到重义轻利。董仲舒指出了义与利的客观性。“天之生人也，使人生义与利”。也看到了义与利的对立性，“凡人之性，莫不善义，然而不能义者，利败之也”。理想的状态是“圣人之制民，使之有欲，不得过节；使之敦朴，不得无欲”。在礼的节制下，把私利限制在一个合理的区间，达到社会安定的目的。

外以监督，强廉之助

用监督来预防和消除腐败官员的侥幸心理，防止腐败行为产生，是一种有效的保障措施。一是先贤任能保廉洁。要明确选贤的标准：“气之清者为精，人之清者为贤”。何谓“人之清者”？是指要清正廉洁，广施仁德，不见利忘义，不贪赃枉法，不恂私舞弊，更不能卖国求荣；也要聪明睿智，远见卓识，不是昏庸无能、鼠目寸光、苟且偷生之辈。只有选到这样的人才，才能实现“君尊而国安”的局面。要对人才全面考察。他说“闻其声，则别其清浊；见其形，则异其曲直”。在浊之中一定要看到他的清；在清当中，一定要知道他的浊；在曲当中，一定要看到他的直；在直当中，一定要看到他的曲。这样就能选到真正的贤能之人，“众其贤而同其心”，实现“贤能佐职，教化大行，天下和洽，万民皆安仁乐谊”的治理效果。二是严格考核重实绩。董仲舒为当政者提供了一套完整的官吏考核方法体系。“揽名责实，不得虚言”，在实践中检验官吏的治理成果和实际贡献，绝不能用虚有的名声来代替实际表现。他强调“贤愚在于质，不在于文”。“文”指外在表现，“质”指内在品质。孔子说“文质彬彬”才是真正的大雅君子。董仲舒说“质、文两备，然后其礼成”。如果在“文、质”之间做一选择的话，董仲舒选择了后者，他说“俱不能备，而偏行之，宁有质而无文”。没有刻意的粉饰，没有华丽的装潢，没有词藻的妆扮，只坦诚，只有率真，反倒更实际更有用，正是社会治理所需要的人才。还要做到赏罚分明，“赏不空施、罚不虚出”，发挥导向作用。三是定期述职常监督。述职作为一种官员管理监督方式由来已久。董仲舒特别强调述职朝见的作用，他说“朝者，召而闻之也”。定期或不定期召见地方官员，听取工作汇报，询问守职情况，有利于对各级官吏的管理和对地方情况、社情民意的了解，是实施有效治理的前提条件。

权以制衡，构廉之制

对于君主下，如何建立相对平衡的权力约束机制，董仲舒进行了思考和设计。一是神权与皇权的制衡。董仲舒用“天谴论”“灾异论”来制约皇权，是当时社会管理的现实需要和对传统哲学的发展和提高。他说，天地之间的万物，有异于寻常变化的，叫做怪异、灾祸。灾祸经常是先发生，而怪异就随之而来。在董仲舒看来，这灾异现象都代表了天的意志，告诫君主：国家偏离了正确方向，抓紧回归正途，否则，上天就会惩罚。这就是“屈君而伸天”。董仲舒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找到了制约君权的力量，十分难得可贵。二是吏权之间的制衡。董仲舒用“五行”相生相克（胜）的理论来设计机制，他把木、火、土、金、水分别对应司农、司马、司营、司徒、司寇五种官职机构，用五行相生相胜来解释五官之间互相依存的关系，以达到国家机构不同权力之间形成制衡关系，相互牵制、互为监督，这是他理论的一个创新创造。三是皇权与民权的制衡。在我们民族文化的源头上就形成了“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治理观念。董仲舒则把“民本”“民贵”思想向前推进了一步，达到了“为民”“安民”的层次，他说：“天之生民，非为王也；而天立王，以为民也”。董仲舒从其阴阳五行观出发，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德治思想。他认为“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养长为事”，统治者要依天道实行仁政德治，顺应四时规律，与民休息，不违农时，使老百姓“内足以养老尽孝，外足以事上共税”。告诫君主要时刻不忘推行德治，否则，“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其恶足以贼害民者，天夺之。”

利以均平，建廉之基

对历史的研究表明，社会分配领域的均等化是官员廉洁最坚实、可靠的社会基础。一是“限民名田”。“名田”即以名占田，在个人名义下占有一定量的耕地，就是私人占有的土地。“限民名田”，就是在承认土地私有制的前提下，通过限制地主的土地占有量，保证小农拥有一小块足以养家糊口的土地，并以此来实现“塞并之路”的目的。这种“调均”思想，在董仲舒之后成为多数封建王朝的土地治理思想或政策，起到了积极作用。二是还富与民。针对当时过重的赋税和工商业专营政策导致社会分化、吏治腐败问题，董仲舒提出“薄赋敛，省徭役，以宽民力”的主张，他说“盐铁皆归于民”，即将盐铁的生产、销售由官营改为民营，防止两极分化，抑制腐败的产生。三是严控官员。董仲舒有句名言：“予之齿者去其角，傅其冀者两其足”。长着锋利牙齿的动物没有坚硬的头角，长着翅膀的动物只有两条腿走路。董仲舒“分予”思想的核心是反对封建官僚与民争利，他提出：“食禄之家，食禄而已，不与民争业”，官员不能与老百姓抢饭碗。总说：“当官发财两条道，当官就不要发财，发财就不要当官。”从而杜绝人员参与经营而滋生腐败现象发生。

今天，学习他的廉政思想，丰富和充实我们的廉政理论，对探索新形势下廉政工作的新思路、新方法和新举措，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全文完）

（原稿载于2020年5月22日《德州·德周刊》4版往事）

德州新媒体出品

作者 | 郭付军 编辑 | 李玉友

相信很多人都没有真正读懂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公元前135年，窦老太太去世了。生老病死，这原本是世间常情，但是窦老太太的去世却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拐点。因为中国的政统思想先后经历了先秦的法家、汉初的道家，儒家思想终于迎来了它蓬勃发展的春天。

窦老太太在世的时候，由于受身边人的影响，她一直觉得黄老之术就是的不二法门，所以是坚决不允许血气方刚的孩子们去瞎折腾的，然后把一些想法很多的儒生也掐得死死的。她算得上是道家思想作为统治思想的最后一位守护神。

她走了，一切都重新洗牌了！新的局面、新的、新的诉求，开始呼唤一种新的思潮了。

作为后来人，我们自然知道，这次迅速崛起并牢牢占据统治思想制高点的自然是儒家思想。但是，如果我们进一步深入去思考，可能会发现，这其中的门道还是挺多的。

公元前134年，窦老太太前脚刚走的第二年，董仲舒便对汉武帝提出了代表儒家思想的《天人三策》。

那么，《天人三策》到底在说什么东西呢？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思想体系呢？咱不可能在这里一一为大家介绍，择其要，主要给大家介绍三个核心。

第一个核心思想就是“天人感应，君权神授”。啥意思呢？咱不急！层层递进来剖析！

我们先来捋一捋，最原始的君王统治权是怎么来的？是不是靠硬实力打出来的？这种权力来源的方式有什么缺陷呢？是不是你可以这么干，别人也可以这么干？反正谁的拳头硬，谁就可以当老大呗！但是，大家想想，这是不是一个冤冤相报何时了的死胡同？

所以，最原始的统治权是不太符合统治者的想要长治久安的利益诉求的，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别人的拳头就比你的拳头更硬了。

到了周朝，元圣周公旦开创性地发明了周礼，号召大家坐下来讲道理、守规矩。谁当老大，这都是上天的旨意，所以最高统治者叫天子。帮助天子管理天下的叫诸侯，帮助诸侯管理邦国的叫卿大夫，帮助卿大夫管理采邑（家）的叫士，其他人都是“打工人”。

为什么周公旦这个家要重视他？因为中国最原始的生态链就是他建立的，而且相当牛逼！

但是，这种强行划座次，然后要求大家各安天命的套路能忽悠得了所有人吗？显然不太可能！战国时期不就礼崩乐坏了吗？秦末的时候，陈胜、吴广不就在呐喊“王侯将宁有种乎”吗？

所以，到了西汉一朝，如何去给皇帝的执政权贴上一层无懈可击的保护膜，是统治者一直在思考的问题。董仲舒提出“天人感应，君权神授”，正好解决了统治者的心头之忧。

你听听，天人感应，说明天和人之间是相互识别的。谁应该当皇帝，谁在瞎起哄，上天是在看着的！

再听听，君权神授，当皇帝这种事，是需要上天授权的，否则都是不合理不合法的。什么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什么谁的拳头硬听谁的？都给我老实点，一切按上天的旨意办事！

所以，大家可以看看，为什么历史上一些大人物要干大事，一定会想方设法给自己制造一些大动静，比如什么天生异象、比如什么神龙附体、比如什么天书传言……其实不都是在告诉大家，没错，我就是上天选定的那个人，不要怀疑我，不要抵触我，跟着我勇敢向前冲就完事了。

董仲舒的第二个核心思想就是大一统思想。什么大家关起门来，各过各的日子，这种思想要不得！大家必须紧密团结在以皇帝为核心的周围，大家都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皇帝就是我们的家长。

那么，要是碰到一些思想不能与时俱进的该怎么办呢？绝对不能姑息，要及时把他们拉进我们这个温暖的大家庭，好好教育，好好改造。

这其实就是管仲当年为齐桓公提出的“尊王攘夷”的思想。

董仲舒的理论来源是什么呢？正是从《春秋》中找到的这么一段话：“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啥意思呢？封建制度的大一统自古至今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呗！咋了？还有些想在的下面立个小山头？那是大逆不道的事情。

董仲舒这个思想的提出，正式标志着，持续了近千年的封建制度，走到了尽头。除了皇帝，其他的所有人都是打工的，你名下的财产，你只有管理权，并没有真正的产权和占有权。

过去那种诸侯、王爷、功臣思维纷纷不合时宜了，有地有人就能单独当个大爷？普天之下，莫非王臣，率土之滨，莫非王地，全天下都是皇帝一个人的，全天下只有皇帝一个人可以搞特殊，任何有裂土封王思想的人都是反，都应该群起而攻之。

董仲舒的第三个核心思想就是广为流传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顾名思义，这一招的主要意思就是统一思想，什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都给我到一边凉快去！

董仲舒认为，人们的想法太多，思想教派太多，就容易造成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局面，思想不统一，就很难形成合力！国家层面的统治力和精神建设成就就很难得到保证！所以，大家以后都不能瞎逼逼了，都听我们儒家的就对了。

高度的思想统一才能让整个社会变得安静，否则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很多事情没法弄。如今天下一统，就不能由着大家去百家争鸣，到时候大家公说公有理，婆说理更强，统治者就很难做决策。

从诸子百家的本质思想中，只有儒家最适合作为统治者的思想工具，所以，咱们也别犹豫、啰嗦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吧。

另外，董仲舒后来又在“独尊儒术”的基础上非常应景儿地再次提出了影响两千年的一个思想纲领：“三纲五常”！三纲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则是五种伦常：“仁，义，礼，智，信”。。

“三纲五常”其实不是董仲舒的原创，而是发源于至圣先师孔老夫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和仁义礼智等道德观念，并结合亚圣孟子的“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伦”道德规范。

但是，董仲舒却是更加科学全面地巩固了儒家思想这一核心理念，把“君、父、夫”这仨大爷推上了地位的制高点。

综上所述，我们要明白，董仲舒推广的儒家思想归根到底就是在讲“规矩、秩序、礼节、尊卑”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是不是好东西呢？肯定是！但是任何事物都是过犹不及的，比如今天我们各行各业都发展出来各种各样的“潜规则”，这就不好了。比如我们上班时要听的话没错，但是如果以此为名，半夜三更叫某个异性下属去私密场合谈工作，这就不太好了！比如我们作为孩子，要听妈妈的话，要孝顺，但如果你的父母不通情达理，每天给你无理取闹甚至作奸犯科，你还应该听妈妈的话吗？比如我们要对婚姻忠诚，要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但是如果你的老公是大恶之人，你应该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吗？

今天，儒家思想也被很多人所诟病，原因就在于，很多并不了解儒家思想内核的朋友，在各种花样百出的变形演绎和认知的刺激下，慢慢变得主观和偏激了。

首先我们理解汉武帝这个人骨子里是不安分的，要他安于现状去缓慢发展，那无疑是要他捆住手脚去过日子。毕竟他那么年轻，那么精力充沛，那么富有想法，而且基础条件、能力魄力都是顶级的。

但是，人的行为和想法归根到底是要与环境达成一种和谐的关系的。汉武帝之前，西汉一直奉行的黄老之治，如果汉武帝突然强行地转向，整个生态和民生生态是难以接受的，后患无穷。

所以，汉武帝要想大展拳脚，首先要为自己的权力和行为找到一套更合理的理论系统，要让大臣们和百姓们心悦诚服、心甘情愿。

搞清了上述这一点，如果我们再弄清儒家思想的本质逻辑，看看它的核心功能，就会彻底明白，为什么汉武帝对儒家思想有一种如获至宝的感觉了。

董仲舒提出的儒家思想在骨子里是“贵阳而贱阴”的，他是围绕“阳尊阴卑”的理论而展开的。所以，我们要了解，董仲舒提出的儒家思想其实并不是原生态的儒家思想，而是经过二次加工的。

“阳尊阴卑”的理论在男权社会，对谁更有利？不正是那些社会高层的男人们吗？汉武帝作为炙热的男人，怎么可能拒绝这样一套听起来很有道理的思想体系？董仲舒的儒家思想其实就是在汉武帝的皇权提供一套全方位的保护系统。

首先，你汉武帝为什么能当皇帝？不是因为你出身好、拳头硬，而是因为上天的安排！那些觉得自己也能一遇风云变化龙的们，你们千万不能什么乱七八糟的想法。谁当皇帝，这是上天选定的，你们不要逆天而行。你看汉武帝出生的时候，她妈王娡为什么会梦到太阳钻进她的肚子里？这就是“天人感应”，说明汉武帝是上天选定的那个人。

其次，你汉武帝凭什么可以仗着皇帝的身份去折腾所有人？大一统的思想就帮他解决了这个问题，大家不是什么相互成就的关系，天下所有的东西是皇帝的，你怎么安排、分配都不过分。都是皇帝的私人财产，你作为皇帝，怎么折腾都是合情合理的。

这里举几个例子说明一下，比如汉文帝搞的那个“众建诸侯少其力”，其实在上就是过不得关的，你帮人家诸侯分家，你自己家怎么不“众建诸侯”？但是，大一统思想一上线，这个漏洞就补上了，本来是皇帝不讲武德，现在全变成诸侯们的不是了，你们这帮破亲戚是在逆天而行，破坏国家的大一统啊，这是自绝于天，自绝于呀！

又比如，汉武帝后来满世界打匈奴、打西域、打南疆，虽说有点恩怨和利益牵扯在里面，但你得给天下人一个解释呀，你号召百姓们满世界去打别人，总得有个说法吧？大一统思想就解决了这个问题，世界大一统嘛，那些本来就应该是我们大汉王朝的东西，咱们举国同心去拿回我们自己的东西，一点毛病也没有呀！

最后，你汉武帝怎么去引导大家不要瞎想，要坚定不移地拥护的决定？你若是搞百家争鸣，你从儒家立场给出一个说法，别人轻轻松松站在法家立场否定你、怀疑你。所以，大家都别瞎晃悠了，全部按儒家这一套来，这玩意才是正道，才是王道。

咱们做什么事，首先得守儒家的规矩，在人伦关系中，君臣、父子、夫妻存在着天定的、永恒不变的主从关系！所以大家在什么样的位置，就要坚守自己的本职，不要什么怨言和怀疑。

那么，大家怎么去守这些规矩呢？“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就是最基本的法则。像不服从、不孝顺父母、不忠诚丈夫、对朋友不讲信用等等行为，全是缺德行为，会遭人唾弃的。

通过上述的分析和介绍，大家明白汉武帝为什么这么呼唤儒家思想了吗？其实就是一句话，儒家思想体系帮助汉武帝以相对温和的方式解决了统一方向、统一思想、统一资源的管理问题。

首先，我们要客观地承认，儒家思想绝对是个好东西！道理很简单，一个传承了两千多年，到现在还在广泛应用的东西，谁也无法否定它的优秀和先进。儒家思想上线之后，这三个方面的好处是肉眼可见的。

第一、社会动乱的防火墙加厚了。不服就干的时代过去了，有了“天命、宿命”这些东西的加持，那些想谋反篡位、作奸犯科、偷奸耍滑的人，他们的行为成本包括道德成本增加了，所以轻易不敢乱来，因为整个社会都在盯着你看，会给你制造各种压力。

第二、统治的安全性提高了、成本降低了。因为各种行为准则全面规范了，人的想法和行为都被无形地约束了，你欺君犯上，大家会对你群起而攻之；你背信弃义，大家都会唾弃你、远离你；你想拉拢他人自立山头，别人会觉得这样不合适，自觉你。另一方面，统治者的管理范围也大大缩小了，盯着那些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人就可以，大大地节约了管理成本。

第三、民生经济的发展方向更加明确了。大家应该怎么做人做事、怎么发展经济，都有相应的准则在引导和约束，咱不能乱来，不该胡思乱想。对要尊重，对父母要孝顺，做生意要讲诚信，交朋友要讲义气……大家按图索骥就行，只要大家坚持这么做下去，日子都会越来越好的。

顺便也提一个事，其实秦朝也统一思想过，不过是法家思想，为什么法家思想没能像儒家思想持续传承下来呢？因为法家思想太霸道、冷酷，没有什么弹性和温度；但儒家思想主要是劝说引导为主，比较温和仁义。

《三国演义》的开篇词说“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为什么会这样呢？正是因为儒家思想中的“国家统一”融入了每一个中华儿女的血脉之中，成为了整个中华民族团结巩固的纽带。这是一种基因和使命，所以只要中华儿女尚在，就一定会去统一华夏大地的。

儒家思想之中，有很多精华，包括一些教育我们做人做事的普世价值观，都是相当科学的，比如儿女要孝顺父母、朋友之间要讲信义、夫妻之间要忠诚互爱等等。也正是因为儒家思想的默默滋润，使得我们中华大地成了一片德土，让我们中华民族薪火相传，让我们华夏文明继往开来，这些都是儒家思想无可否认的功绩。

但是，我们终于要说但是了！任何事物都有例外，都有两面性。儒家思想也不是万能的，也不是绝对科学的。

先说说方面的东西，儒家思想提出了“君权神授”，这玩意让皇帝彻底解除了执政合法性方面的后顾之忧，所以也会一定程度上刺激某些皇帝的胡作非为。而且，“君权神授”本身也是有漏洞的，比如后世发明了“苍天示警”就是专门来对付它的。你说的你的帝位是老天安排的，结果老天发怒了（黄河泛滥、蝗灾连连、赤地千里），那是不是说明老天对你不满意了，要安排别的人来替换你了？

再说说民治方面的东西，儒家思想在本质上是在教育老百姓要认命，可是，认命这玩意有时候是好事，有时候也不是好事。比如一些十分过分且极具侮辱性的事情发生到你头上了，认命还有意义吗？儒家思想在某种程度上加重了老百姓的奴性。

咱们华夏儿女其实都是生性善良的好人，经常记吃不记打，今天被这个统治者打了一顿，明天下一个统治者给他们发一颗糖，他们马上就会觉得生活还是很美好的。这也是儒家思想能够翻来覆去被演绎的根本原因。

记住一点，儒家思想是好东西，但是凡事注意一个度，一定要用“中庸之道”的思维去看待儒家思想的各种功能性。

但凡过于绝对的东西都是有待商榷的。比如“三纲五常”中的“夫为妻纲”，如果一个丈夫只把妻子当成一个活的，那还有意义吗？

儒家思想好的一面在大多数时刻，它能够帮助我们过好一生。但是，差的一面就在于它的逐渐变性，一味地鼓励忍受。

其实因为儒家思想的各种漏洞，在汉武帝同意“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先秦百家其实还是重新崛起的机会的。真正给先秦百家的棺材板钉上最后一颗钉子的？是一个叫做公孙弘的人。

董仲舒虽然把儒家思想推上了政统的制高点，但是，一朝天子一朝臣，一个皇帝一个想法，其他学说也并不是完全没有机会。

但是，公孙弘当宰相的时候，上书汉武帝，请为博士设弟子。

什么意思呢？博士是秦汉时期的皇帝顾问，相当于参谋、秘书之类的。这帮人虽然手里没有什么实权，但是对权力的运作有很大的影响力。在董仲舒“罢黜百家”之后，汉武帝身边的博士只剩下儒家的五经（《诗》、《书》、《易》、《礼》、《春秋》）博士了，为博士设弟子，不就是动用国家资源全面培养儒家接班人？

当然，这也是人之常情，国教教主玩点这样的套路也不算太过分。但是，公孙弘后来又干了一件什么事情把整个儒家思想的生态给彻底破坏了呢？那就是直接授予这些博士弟子的官员任职权。

当年的董仲舒，建议设立帝国最高学府机构太学，用最高学历机构宣称儒家的最高地位。这还只是一种荣誉上的鼓励与宣示，但到了公孙弘这里，直接给排名靠前的学霸保送编制了。这可就细思极恐了。

董仲舒当年设立的太学不仅仅是西汉的最高学府了，还是西汉的党校了，是青年官员的培养基地了。这是会引起一系列的连锁反应的，都知道读儒学可以当官，谁还去搭理其他诸子百家？那些进入太学学习的太学生，可能读书的目的也不那么纯粹了，有的就是为了当官而去的。

汉武帝时期还比较注重控制，博士弟子的名额只有五十个。但是，到了昭帝时这个数目就达到了一百个，宣帝时变成了二百个，元帝时达到了千人，成帝时竟变成了令人瞠目的三千个。大家想想，儒家阵营的基数越来越大，当官的全是学儒学出身的，还有其他学派的人什么事？

儒家思想斩断了无数人的晋升希望！你要想晋升就给我好好读儒家经典，否则你就给我老老实实趴着！但是，儒家经典的优质教育资源掌握在谁手里，社会贵族手里，直到两晋时期的“寒门再难出贵子”才让统治者意识到，这种单一、死板的晋升通道会导致社会爆炸的，所以，隋唐的时候才提出了“科举制”，算是给社会晋升开了一个口子。

儒家思想一方面为君主统治提供了各种解决方案，一方面悄然地完成和不断巩固自己的垄断、统治地位，导致了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再难百花齐放，这是我们需要去认真思考的一个问题。

“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千钟黍”，这些“书”都是儒学经典，就问大家一句，这样的书，你们读还是不读？

为了得到汉武帝的重用，董仲舒提出这2种思想，影响后世2000多年

汉武帝时期,朝野上下思想空前活跃,百家争鸣,思潮纷呈。在这个大好时机下,董仲舒这个机敏的学者瞄准了皇帝的喜好,巧妙地提出了两种思想主张,旨在获得汉武帝的青睐和重用。

令人惊讶的是,这两种看似为讨好皇帝而生的思想主张,不仅让董仲舒一举成名,更影响了中国两千多年的思想发展轨迹。

那么,董仲舒到底提出了怎样的思想主张?这两种思想分别包含了怎样的核心内涵?

许多学者都指出了王道论与民本论之间的关系。有观点认为，董仲舒王道论“强调‘明教化民’

‘以民为本’”。

这就突出了民本论之于天道、王道的重要性，而王道教化以人性论为依据，因此，董仲舒王道之民本维度具体表现在“民本-德治-教化-人性”的逻辑链条中。

董仲舒从利民、爱民、救民等角度论述民本论，并推导出“因民受命”“王者，民之所往”等思想。董仲舒曰：“五帝三王治天下，不敢有君民之心。……教以爱，使以忠，敬长老，亲亲而尊尊，不夺民时，使民不过岁三日。”利民、爱民之心之大显。“民修德而美好，被发衔哺而游，不慕富贵，耻恶不犯”。

民心安乐而社会祥和。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理论及其受命学说，都借助于“民众”这个感应器予以体现。

董仲舒还举出舜、禹、汤、文王当王之时，民众以乐表达服从，说明了民意与“因德而王”

之间的关系，所谓“王者，民之所往”以同音互释揭示了民之于王的重要性。“君者，不失其群者也。

故能使万民往之，而得天下之群者，无敌于天下”。此又以规范“君”与“民”辩证关系的同时呈现了民之于君的本位意义。

“王道理想是孟子哲学的核心，其践行的基石被孟子归结在人的心性之上”，这同样适用于董仲舒的王道思想。董仲舒的人性论是性质朴论，其中包含着待教而善的思想。

董仲舒曰：“臣闻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质也。……故尧、舜行德则民仁寿，桀、纣行暴则民鄙夭。”董仲舒提出“性者生之质”的论断，进而要求进行教化。其中“尧、舜行德则民仁寿”就把教化作为王道的应有之义。

人之善性犹米之于谷，“继天而成于外也，非在天所为之内也”，待王教而为善，“王教在性外，而性不得不遂”。

儒家把治理天下的方式归结为王道与霸道两种方式，秦朝二世而亡，即霸道治理失败的例证。

儒家以此为鉴，强调王道就是以行仁政、德主刑辅为手段，突出德治、德教的重要性。

董仲舒提出“先王德教”的概念，说明德治教化是王道的重要手段，认为秦“弃捐礼谊”，从而“其心欲尽灭先圣之道”，违背先王的“道德教化”。

由是，董仲舒痛斥秦朝“师申商之法”而“憎帝王之道”，从而“非有文德以教训于下也”，因此主张王道就是通过张扬君王德性，彰昭其治理的德政效应，而不是诉诸强力乃至暴力。

奉天不仅是君主的责任，更是君主获得授命之途径，天与君在交互作用过程中，君获得天命、天则以君发其意而展其行，故天道构成了王道的先天依据。

“王者不可以不知天”，知天乃奉天之前提，一定意义上，天之体现即阴阳、五行，故王者奉天即顺应阴阳与五行。

于阴阳而言，天“近阳而远阴”，故王者“近天之所近，远天之所远”，从而“大德而小刑”。王道就是要顺天、奉天，畏惧天命。因为天乃“百神之君”，故为“王者之所最尊”，从而“王者岁一于郊”。

王道首先体现为古代圣王所行之道，行王道就要尊崇古代圣王，即法古。

然而，现实毕竟距离王道存在着相当大的距离：“时世之不仁，失王道之体”，故孔子“明得失，见成败”，基于如是情实而“缘人情，赦小过”，以著《春秋》，从而将王道治理范式寓于其中，即“托乎《春秋》正不正之间，而明改制之义”。

以《春秋》表其意，“欲以上通五帝，下极三王，以通百王之道”，倡导通过法先王而达至“极理以尽情性之宜”的王道治世局面，从而“天容遂”。

法古与奉天相辅相成，法古即意味着奉天，而圣人与天互通，故奉天自然崇圣。“《春秋》之道，奉天而法古”。

奉天法古乃《春秋》之大义，此构成了先王平天下之遗道。是故“圣者法天，贤者法圣，此其大数也”。具体而言，“奉天法古”分为两个层次——“圣者法天”与“贤者法圣”，进而形成了“天-圣-贤”结构。贤即贤君，圣即圣王或圣人。孔子即圣者典型。

将“孔子之术”从诸子百家中提升，旨在于通过灭“邪辟之说”以“统纪可一”，从而彰明法度以使“民知所从”，此即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中“尊儒术”实际就是尊崇儒家圣人孔子。

王道在现实中表现为君主，董仲舒通过屈伸之义指向既尊崇君主又匡正君主的统一。王道在张扬尊君卑臣中强调君主必须任贤与修养君德。

然而，从深层涵义而言，其意则为：人、君与天三者比较而言，无论如何，天（天伦）乃首要之在。在前任国君去世后，虽依“民臣之心，不可一日无君”，但继位者“犹三年称子”，其原因在于推崇天（天伦或天理）的首要性。

为此，在家国同构的传统观念中，继位者虽“三年不当，而逾年即位者”，则就是“伸天”——伸“家国”“”之天，其中在对天的张扬中，底层逻辑即对君王之正的重塑与导引。

王道是贤能，要求君主与贤人共治天下，贤能是儒家的一贯主张。董仲舒更是把任贤作为王道的重要内容，其标准是，“大材者执大官位，小材者受小官位”，如是则“治天下如视诸掌上”。

尧受命而求贤圣以治天下，是故有舜、禹、稷、卨、咎繇等辅之，“众圣辅德，贤能佐职”，由是“教化大行，天下和洽”，贤能佐职而万民安乐。由是，培养贤人成为必需。而“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学”，太学乃“贤士之所关”“教化之本原”。

关键在于“郡守、县令，民之师帅”，首先要成为贤人，方得以施行王道。“王者制官”是董仲舒王道思想内容。

奉职应对，所以事贵也”，君与臣实际是一体两面。官员作为君主的臣子就要“委身致命，事无专制”，即要忠君、尊君。

为人臣者须“比地贵信而悉见其情于主”，而君主则“得而财之”，以使“王道威而不失”，“王道威而不失”，自是蕴含了人臣对君主之恭维。

儒家推崇的舜帝就曾经通过“诛四恶”“诛四凶”进而达至“天下咸服”的局面，进而言之，董仲舒对楚庄王“专讨”以“实与而文不与”的说法，在表达“君弑贼讨”正义性的同时反衬了尊君崇王之意。

王道要求君主须正己修德。道德修养构成了王道的重要节点。“古者修教训之官，务以德善化民”，此即明确了对于君者的德性修养要求，具体而言，一则须“上谨于承天意”，二则“务明教化民”，三则“正法度之宜”。

为圣者“贵除天下之患”，前提是“见天下之所以致患”，方能“除天下之患”。唯“天下者无患”，是故“性可善”而“清廉之化流”，达至“王道举”。王者居安思危、心忧天下，乃进入王道的基本条件。

王道是“儒家式世界秩序的设计”，或言之，“世界秩序”是儒家王道所追求的理想秩序。董仲舒

对于理想秩序的设计即首倡大一统理论，进而要求维护正统。王者是大一统的核心，而实现大一统就在

于行王道。大一统、五正、调均、太平构成了王道在秩序维度上的要求。

大一统是董仲舒王道学的核心思想。王道重在奉天法古，大一统意在“贵元正本”。

天子或王受命于天，故天构成了“一统”的本根。这一方面体现了王之正统性，另一方面也意谓王者之最高权力性质。

地载以兼爱，王者之风行而天下一其威，如甘霖之布施而万物受其德，即一统之象。大一统实则大正统，成就“王道乐土”。

民家给人足”“修德而美好”，与之相应，人伦、物理、天序一统于和，其情其状非王者孰能当是！在对策中，董仲舒指出，“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内莫不率服”，其关键在于“至德昭然”，足显“太平之致”。

在对待匈奴问上，董仲舒认为，为了和平，即使“以厚利”而取，也为必要，反对为了而进行全国动员，乃至于耗费财富。“与之厚利”比起“三军之费”要少很多。

这是一种较为成熟的眼光，虽然倾于守成，但却有助于维护和平。董仲舒在《春秋》学当中对征战进行了严肃追讨，批判好战思想，当然，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虽倾向于“偏战”，但更强调的是“任德不任力”“修文德以来之”的和平态度。

董仲舒把道德概括为“三纲五常”思想。除此之外，董仲舒特别重视尊礼重信、礼谊、仁义等道德之于王道的作用。

董仲舒曰：“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如果说王道体现着以王者为主导的整体秩序，那么，

“三纲”则为社会整体的规约化制式。

五常作为“王者”的修饬内容，一旦化为王者内在心境与意识自觉，自然以其示范性而对整个社会产生范导作用。

董仲舒既主张民本，又强调尊君，就天道、君主、民本之间深层关系而言，君主与民本辩证地统一于天道的框架之中。

秩序、、制度也高度地契合在一起。天道投入、下贯到社会关系之中，是王道的总依据。

总之，董仲舒王道思想在其天的哲学统摄下构成了一个理论体系，具有全面性、系统性、复杂性等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