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金融路丨废除苛捐杂税、设置多项免税规定！这个机构的设立，大大减轻农民负担→
20世纪初，各派军阀连年混战，对农民横征暴敛。统治下的更是面临沉重的苛捐杂税，那时的中国经济处于崩溃的境地。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财政委员部设立了内设机构——税务局，它的设立对减除负担、支持和苏维埃政权建设，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广播电视总台、中国联合策划的大型融媒体报道《红色金融路》，今天播出第15集，让我们跟随记者走进江西，一起寻访这段难忘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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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除苛捐杂税
设置多项免税规定
走进位于江西瑞洲坝的苏区税收史陈列馆，能看到当年税务人员自带干粮下乡用的工具，当年的税收制度比较简单，保证了的资金和物资需要，同时也让得到休养生息。
江西省瑞金市税务局股股长 钟俊辉：中华苏维埃税务局成立之后，主要征收的税种有三种，农业税、商业税、关税。农业税就是用每亩田的产量除以全家的人口数，按平均数来征税。
江西省瑞金市税务局股股长 钟俊辉：而时期，除了这些税之外还有临时的捐税、附加税等，农民的负担很重。苏区成立之后跟统治时期，税收最重要的差别就是农民的负担大大减轻，没有苛捐杂税，施行统一的累进税。同时还会根据阶级成分来划分，雇农会免税，富农会多征一点。
通过翻阅资料，记者看到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通过《关于颁布暂行税则的决议》，废除的一切田赋丁粮、苛捐杂税、厘金等，征税的种类分为商业税、农业税和工业税。为鼓励苏区工业发展，当时暂免工业品出厂税的征收，农业税是当时的主要税种，农民在分得土地之后，生产积极性得到提升。
江西省瑞金市税务局工作人员 程光敏：当时农业税主要按农民分得土地后，种了稻谷、茶叶的收获量来征收。如果种稻谷一年收两季，就征两次税，也就是收获几季就按几次征税。如果遇到天灾等，可以享受税收适当优惠减免。
《暂行税则》中有多项免税规定，这维护了工人、农民、的利益，也鼓励了农民开垦荒地、改良种子增加农业收入，这种经济杠杆作用也体现在商业税上。根据《暂行税则》的要求，商业税按照商店的资本定税率，然后按照税率征收所得营利。
江西省瑞金市税务局工作人员 程光敏：两百元到十万元分了13个档次，档次越高税率越高。两百以下不用征税，肩挑的小贩不用缴税，贫苦阶层也享受免税。
对苏区实行经济封锁
财政委员部设置关税处
随着对苏区实行严酷的经济封锁，苏区经济遭遇极端困难。1933年3月，财政委员部发布训令第十五号《建立关税制度》，训令规定在根据地十五个县的边境水陆要冲设置24个关税处，位于江西会昌县的筠门岭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
为什么设在水运的交通要道，交通陆路就不需要了吗？江西省会昌县办曹树强表示，当年苏区出口到白区的大宗物品，像农产品大米、茶油等，走运输比较便利。苏区里面重要的出口物资钨砂，走运输成本比较低，而且也比较方便。当时征收的税种主要有三类，一类是进入苏区，叫入境税；一种是苏区的产品输往白区的，叫出口税；还有一种就是过境税，货物在苏区进行中转，又可能流转到其它区域去。
当年的关税处为什么设在会昌筠门岭呢？会昌筠门岭在当年是闽粤赣三省的交通咽喉，这里有条江，是重要的水上交通运输线。当年筠门岭关税处是一个大的关税处，负责三个县关税的征收，这里设的是一个总处，大概还有十来个分处，总的工作人员在两百人左右。
现在平静的湘江水已经看不到往日的繁忙，只有附近几处老房子在见证着岁月变迁。曹树强告诉记者，当年税务人员在河边稽查物品，再搬到岸边称重计量。苏区的关税主要分为入境税、出口税和过境税。一切货物在边境税关纳税后通行全苏区，不再二次征税，税率也是按照苏区群众需要的程度来确定高低。
江西省会昌县办 曹树强：当年苏区生产的工业品钨砂，包括富余的农产品，大米、稻谷、茶油，送往白区能够为财政提供收入，白区输入苏区的紧缺物资，像布匹、洋油、蜡纸、西药，这些是我们苏区紧缺的物资，那么它进入到苏区收的税就比较低。
总的来说，当时关税的税率是：进口苏区不需要的货物税率高，进口苏区紧缺的货品税率低；出口苏区盛产的货物税率低，出口苏区紧缺的货物税率高。税率还根据经济斗争的需要进行浮动。由于苏区时期税收工作尚处于创建阶段，税收征收面窄，税收收入占财政收入比重不大，但是它在积累资金，促进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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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孙永慧）
民国是中国最浪漫的时期？那是你不知道什么叫苛捐杂税
前一段时间，网上一直流传着一种论调，那就是民国是中国最浪漫的时期，尤其是各种小视频尤为严重，确实，有极小一部分的军阀有条件浪漫，但这都是建立在严苛且混乱的税收制度上的，而我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到了那个年代，可能都是被剥削的平民，终日为生活忙碌，根本没有时间让你去浪漫。
那么民国时期的苛捐杂税到底有多苛刻，接下来湖北普拓管理咨询就带大家回到那个年代，去体会一下民国的税收制度。
民国沿用了清末的税收制度，最大的特点就是一个混乱，不仅税收名目众多，收税的部门也多，比如掌管田赋、契税(民产部分)的是大兴、宛平县署；掌管契税(旗产部分)、牲畜税、屠宰税的是左右翼税务监督衙门；掌管崇关税、烟酒税的是崇文门税局；掌管弹压捐、车捐、慈善捐的是内城巡警厅；掌管乐户捐、妓捐、铺捐、戏捐、贫民捐的是工业捐局；掌管牙税的是顺天府督粮厅；掌管当税的是京师财政厅。当时，在京城各门设税局和分局共15处，在城郊及远郊设税局和税卡共23处。
到了北洋时期，税收制度又经过了三次整改，第一次提出划分国家税与地方税;第二次取消国家税和地方税的划分;第三次又在宪法中规定了国家税与地方税的划分，并统一了国家税和税种与税率。
按理说统一税种税率是件好事儿，但是这个时期军阀割据，根本就没有军阀听从的指挥，百姓要缴的税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十数个名目，分别是印花税、广告捐、验契费、长途汽车捐、平绥路货捐、铺底税、吸户捐、电车市政捐、牲畜检验费、四项加一捐、房捐(原名警捐)、邮包税、公益捐(也称市政公益捐)、警饷附加捐、奢侈特品捐、证券登记费、公厕捐粪场捐。在创办新税种的同时，京兆公署还增设了许多新的税局、税卡。
在当时有一种说法就是，连种个庄稼挑粪施肥都要缴税，这让当时的农民苦不堪言，一方面是严苛的税收，另一方面如果不种庄稼的话，人就会挨饿，在那个年代，有的地方吃光了植物树皮，甚至易子而食，不知道这样的时代，浪漫在何处？
1982年，民国取代了北洋，划分了国家税和地方税的范围。其中在北京地区实行的国家税共有7种，分别为崇关税、烟酒税、印花税、平绥路货捐、奢侈特品捐、验契费和矿税。1948年又演变成印花税、烟酒税、矿税、货物税、交易税、所得税6种。新设的印花税、交易税和所得税，是引进西方国家的税种。这些西方国家税种的引进，使中国近代的税制机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当时开征的新税，沿用到新中国成立，直至现在。地方税则比清末增加了很多新税种，将清末国家税中的田赋、牙税、当税、牲畜税、屠宰税、契税等改为地方税，使当时的地方税种达到23个，相比于北洋时期，这个时段的税收名目更多。
国民统治初期北京的税务行政管理与清末的状况大致相同，仍然是事权不统一，多征收机关，多头征，各自为政，谁收谁用的现象。北京下属的财政局、局、卫生局、社会局、工用局、公务局和自治筹备处，都有税收大权。财政开支缺乏统一管理，经费短缺的单位，就可以自行创办税种，或者附加收税，不受的约束。
这种情况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才统一归财政局，不知道，这样的民国，大家还觉得浪漫吗？
大明灭亡，真的是因为征收三饷，惹出民怨沸腾吗？
据史料记载，清朝初年，摄政王多尔衮在总结明亡原因时，直言不讳地指出，明末所谓的“三饷”就是导致明朝败亡的最大弊政：“前朝弊政，厉民最甚者莫如加派辽饷，以致民穷盗起，而复加剿饷，再为各边抽练，而复加练饷。惟此三饷，数倍正供，苦累小民，剔脂刮髓，远者二十余年，近者十余年，天下嗷嗷，朝不及夕。”
尽管多尔衮身为清朝摄政王，可能他的言论有时不尽公平合理，但在这个问题上，他的看法无疑是准确无误和一针见血的。明朝灭亡，确实有军事文化社会等诸多方面的问题综合所致，但经济失策失败却是釜底抽薪式的关键问题。
一般说来，暴政乱政也会使民众苦不堪言，文化腐朽也会让百姓失去精神支柱，但都抵不过经济破产让群众来得猛烈和痛苦。明末实行的“三饷”政策，就是雪上加霜的罪恶一击。于是，庞大的政体大厦很快就轰然倒塌，国家机器运转不灵，等待的只有死路一条。
明末时期的苛捐杂税泛滥，应当说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始料未及的。他出身贫寒，深受苛捐杂税盘剥、贪官污吏欺压之苦。所以他当皇帝之后，试图建立一个轻徭薄赋、清明的社会。为此他做了很多努力，比如说视贪如仇，动辄就对贪官污吏大开杀戒。再比如，带头当廉政表率，规范从政原则，号召民众参与监督等，应该说还是取得了很明显效果的。
或许人亡政息，他死后，明王朝尽管国号还叫明、皇帝还姓朱，却一步步地回到前朝的老路上了，皇帝不务正业、腐化堕落，奸臣当道、乌烟瘴气，宦官乱政、肆意妄为，党争不断、内讧不止等，都与朱元璋时代不同了。
其中最显著的不同，是朝廷向老百姓征收的赋税成倍地增加。明末内忧外患频频，朝廷便以此为由，在原先额定的正常赋税之外，加派赋税。名目有三：辽饷、剿饷和练饷。当时明朝在东北与后金作战，故征辽饷以充军费。后各地相继爆发农民，为筹集军费平定，又加派赋税，是为剿饷。继而为应付清军南侵，明又训练边兵，于是又加派练饷。“三饷”本来都是正税之外临时性的赋税，开征剿饷时，崇祯皇帝曾满怀深情地表示，“暂累吾民一年”。但开征之后，几乎就成了定制，终明朝而未革除。
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明朝实施“杀鸡取卵”般的经济政策呢？按说，万历初年张居正主持朝政时候，是明帝国经济状况最好的时代，当时户部太仓库岁收入四百万两白银，号称国库充溢。而到崇祯年间，“三饷”加派多达每年近2000万两白银，可想而知已经到了“耗尽国力”的地步。
笔者在这里之所以把“耗尽国力”使用了引号，实际是想说耗尽的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力，而是可以拿出来为江山社稷、边关防御、辅助民生的财力罢了。我们从明朝末年的财政使用情况就能够看出端倪。有史料显示，明朝末年，每年正常的岁入额为1400余万两，其中归入内府作为皇帝和宫廷享乐的约600余万两，属于户部用于开支的，不过400余万两。也就是说，大部分财力都用在了皇帝与皇宫保障和挥霍上，其他开支自然寥寥无几、捉襟见肘了。
所以，庞大的国家机器要正常运行、各级官吏要正常开支，只能采取加赋加派的方法强收豪夺了。不得不提，明末加派的“三饷”，到崇祯十二年（1639年），竟然高达2100余万两，远远地超过了正税的收入。可见，老百姓的负担之重，已经到了难以言表的程度。
更为可恶的是，老百姓的负担增加幅度，并不是简单的提高1.4倍这样简单。因为各级贪官污吏都不会放过这个搭车搜刮的大好机会。时人有记载：“暗为加派者，不知几百千万”，“私派多于正赋”。甚至有的地方官吏捞了钱，却借口老百姓负担重，不忍心收，扣下饷银不上交，自己享用。据说，当时山东有些地方，老百姓的负担竟然增加了六倍之多。
本来，征收“三饷”，是为了维护内外秩序稳定，但如此杀鸡取卵的做法，无疑是逼老百姓铤而走险。笔者在一篇文章看到，当时有位官员感叹：“是驱民以为贼也，又何平贼之有！”
于是，一个误区、一个怪圈就此形成。明末天灾人祸、内忧外患不绝，帝国财政入不敷出，无力筹备军饷组建，又不能任蛮夷、流寇蹂躏国家而置之不理，故不得不征收巨额赋税，却又将良善百姓逼上造反之路。为御敌入侵而加派，因加派而逼民为寇，要荡寇又得加派，于是恶性循环，乃至亡国。就是无法避免的悲剧性结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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