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天纬地的大智慧
河姆渡遗址，女子使用腰机织布雕塑
浙江钱山漾遗址出土的绢片残片
古代织机（赵丰《中国科技史》论文插图“《敬姜说织》与双轴织机”）
衣食住行，衣排第一。衣的进步，离不开纺织。纺织，就是一经一纬进行交织，人类依靠这种简单的方式，得到了温暖和美化。所以，经纬看似简单，实则贡献巨大。而且深入剖析，你将发现，经纬更是一种简洁而深刻的思维方式。
“无名氏”的成就在齐地发扬光大
远古的纺织，没有可靠记载，于是很多发明创造归功于“无名氏”。
我国目前公布的7000多处新石器遗址，均有纺轮出土。其中，河姆渡遗址除纺轮之外，还出土了距今6000年之久的简易纺织机械部件（图1）。在江苏草鞋山，发现了3块距今约6000年的罗纹葛布；在西安半坡遗址，距今约6000年的陶器上残存有麻织物痕迹；在浙江钱山漾遗址，发现距今4700年的绢片残片（图2）……
除了考古发现，早期文字也涉及这一领域。商代甲骨文中已经出现了蚕、桑、丝、帛等文字，在金文上也有麻、葛等文字。其中，甲骨卜辞上出现的“蚕示三牢”，现代学者认为“示”是祭祀，“三牢”指牛、猪、羊三牲，即“用猪、牛、羊三牲祭祀蚕神”，可见商代对蚕的高度重视。
到了周朝，中华文明进入一个高速发展时期，各地纺织业都在蓬勃发展，其中以齐国的纺织产业表现最为突出。
周王朝建立以后，姜子牙被封到齐地营丘，即今天山东省淄博市东北的临淄区。史料记载，当时的齐国有大面积的盐碱地，人烟稀少，经济落后，还经常遭到外来侵扰，可以说是一片的土地。那么，姜子牙会怎样治理呢？
首先，在文化和制度上确定了大方向，“因其俗，简其礼”（《史记·齐太公世家》）。因其俗，就是在文化上顺应当地的风俗文化和民众心理；简其礼，就是在制度上简化做事过程中的繁文缛节。
第二，调整产业结构，“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史记·齐太公世家》）。从那时开始，齐国便定位为工商业为主的国家。而在“商工之业”中，纺织业是重点，丝绸是主要方向之一。
第三，推出人才政策，“举贤而上功”（《淮南子·齐俗训》），具体到纺织领域，“劝其女功，极技巧”（《史记·货殖列传》）。于是，齐国的纺织产业就这样被激活了。
这些政策的推出，相当于在华夏大地上建成了第一个大型纺织产业园区。其效果是齐国面貌焕然一新，“冠带衣履天下”（《史记·货殖列传》），开始引领华夏服装潮流，产品行销天下。渐渐地，齐国的纺织产业由原来的自我满足转变为“出口创汇”，成为当时最富足的大国。
400多年后，到了齐桓公和管仲的时代。此时齐国的国土面积已经远远大过姜子牙时代，农业比重明显加大，但重视纺织是传统，发展纺织有优势，所以管仲制定了很多新政策进行推动。
比如，奖励蚕桑能手，免除兵役，并派人把他们的经验记录收藏于官府，以备查用和推广；建立“基金”，在养蚕季节到来之前贷款给百姓，促进蚕茧生产；对民女纺织成品数量进行统计，以掌握市场供应情况；开放关口，把齐国变成“自由贸易区”，扩大丝绸等产品的销售。
经过姜子牙和管仲的努力，齐国的丝绸产业模式得以确立，一直到汉朝仍然发达。汉朝在齐地设有三服官，也就是三处负责服装生产的国家机构，近似于今天的国营企业，每家都有数千织工。
可以说，汉代的文景之治和丝绸之路，相当于一次模式升级，把姜子牙赚其他诸侯的钱，升级为中国赚外国的钱；唐朝进一步开放，西安成为东西南北各国的贸易中心，相当于管仲的“自由贸易区”模式在地理上的放大。
2600年前的面料
一旦一种物资成为生活必需品，这种物质就有了战略价值。
2600多年前的一天，齐桓公找到宰相管仲，提出了一个重大问题。他说，鲁国和梁国是齐国发展的潜在威胁，我想将其削弱，请问有什么办法？当时齐国是称霸的国家，但它对内主张抚恤百姓，对外主张和平，所以不能轻易发动。可两个对头在身边虎视眈眈，任其行事也不可取。
怎么办？管仲做了三件事：
第一件，他给齐桓公做了一套新衣裳。面料用的是鲁国出产的绨。按照《说文》的解释，绨，厚缯也。这种面料在织法上用丝做经线，用其他材料做纬线，相当于现代的混纺，成品略厚一些，价格略低一些。这套新衣一穿上朝，立刻赢得了满朝文武的齐声喝彩；接着，全国各级官员都换上绨服，百姓也随之追赶这股风潮。齐国人口多，且是在短时间内爆发的需求，所以绨就成了紧俏品，市场价格飙升。
第二件，管仲召集商人们开了一个动员会。主要意图是请商人们到鲁国进口绨，还给了鼓励政策，每进口一千疋（匹）绨，奖励三百斤黄金，一万疋就是三千斤黄金。商人们在巨大利益的诱惑下，纷纷涌入原产地鲁国。一段时间后，派到鲁国的情报人员传回消息，说鲁国大批农民进城织绨，城市人口剧增，多到把路都走得尘土飞扬，十步内互相看不清楚。
第三件，13个月之后，管仲又给齐桓公做了一套衣裳。这次用的面料不是绨，而是齐国自己出产的帛，是上等丝绸。于是，在国君的带动下，举国上下换帛服。绨也立即由紧俏货变成滞销品，价格一落千丈。鲁国的绨开始大量积压，现金流断裂。更惨的是，鲁国13个月没有种粮食，而粮食又不会种下去马上长出来，鲁国闹起了粮荒。最后，鲁国百姓纷纷投奔齐国。闹到这种地步，鲁梁也只能主动归顺齐国了。
这场发生于2600多年前的面料，功过是非暂且不论，这里需要分析的是，管仲用面料收拾鲁梁的自信从何而来？
当然，情报必须准确，货币必须充足，但还有一条更为重要，那就是必须根据齐国产业优势做文章。如果没有产业优势，老百姓喜欢上穿绨之后，再想引导回来消费本国产品就难了。管仲当时选中的绨是混纺，之后很容易用齐国所产的高级丝绸，再把时尚扭转过来，不怕鲁绨在齐国的一时流行演变为国民的长久依赖。
诸葛亮的蜀锦生意
面料对管仲而言，已经不仅是民用必需品和对外贸易品，还是战略物资，既能富己国，又能弱敌国。在他身后又有一位智者，把丝绸变成战略物资，把蜀国的纺织推上了新台阶。这个人就是自比管仲的诸葛亮。
三国时期，战火频仍，蜀国的军费从哪里来？诸葛亮说，“今民贫国虚，决敌之资唯仰锦耳”（《太平御览》引《诸葛亮集》），军费要靠织锦来解决。然而，“织素为文曰绮，织彩为文曰锦”（宋戴侗《六书故》），锦是彩色花纹，工艺远比其他丝织品复杂，想织就能织出来吗？这一点我们不用替诸葛亮担心。
首先，他是山东人，老家本是丝绸大省，所以比较熟悉纺织产业。他年轻时在南阳活动，离当时的织锦中心襄邑很近，以诸葛亮的聪明敏锐不可能视而不见。
第二，蜀地具备很好的纺织基础。大诗人李白在《蜀道难》中有两句诗，“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蚕丛是传说中的蜀王，还是一位养蚕专家。从四川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大立人像的衣料纹理看，远古蜀国的确存在着相对发达的蚕桑技术。
第三，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为削弱地方势力，令六国豪强移居蜀地，他们当中很多是纺织业的行家能人，进一步加强了蜀地的纺织力量。到了汉代，“女工之业，覆衣天下”（《后汉书·公孙述传》），纺织产业之发达，足以解决天下百姓的穿衣问题。
第四，有趣的是，刚刚织出的锦用流过成都的江水一洗，立即纹理分明、鲜丽动人，用其他江水就没这个效果。所以，这条江就被称为“锦江”。
因此，诸葛亮在成都设立锦官，用政策推动织锦业的发展，也是因地制宜。成都很快超越襄邑，成为织锦的新中心，蜀锦一跃成为华夏大地上最大的丝绸“品牌”。
一个有趣现象出现了：当时魏吴两国都要跟蜀国打仗，但打仗归打仗，织锦还得买蜀国的。蜀国能让敌国乖乖地给自己送钱，当然是因为其强大的产业优势，正如当年管仲也是因为有产业优势才敢发动面料一样。
从那时起，蜀锦称雄千年且辉煌至今，其技术还影响了多地。后来与蜀锦并称“四大名锦”的宋锦、云锦和壮锦，都与蜀锦有一定的历史渊源，所以有人称蜀锦为“天下母锦”。
从纺织到为学、管理、
与纺织有关的成语，有一个叫“经天纬地”，可以说是这类成语中最大气的一个。很多人以经天纬地的大才关心纺织，他们的贡献都已载入史册。一横一纵的构造方式虽然简单，但意义非凡，一方面温暖和美化人类，另一方面也启迪思想观念、创造文化成果。
古人把地位至高的著作称为“经”，比如《易经》《道德经》《诗经》，以及儒家定义的“十三经”，等等。为什么这样叫？因为在纺织中首先要确定经线，经线是筋骨。祖先们认为，这些著作是中华文化的筋骨，把它们读通就相当于筋骨长正了长全了。
有经就该有纬，为什么现在很少有人说到“纬书”呢？事实上，早期也有纬学，是用来补充和解释经学的，就像纬线是布匹的血肉一样。但从汉朝开始，纬学演变成谶纬之学，神秘气息日渐浓重，继而被王莽等野心家利用，形象严重受损以致衰败，所以形成了传统文化强烈偏重经学的局面。
纺织是最早的手工业，相比农业，工业对管理的要求更高，所以是管理思想最早的来源，今天用的很多管理词汇，还保留着纺织的痕迹。比如，“机制”“机理”，其中的机，繁体就是纺机的象形（機）。
再如，管理学中常用的“经营”“组织”“纪律”“细节”“训练”“绩效”等词语，其实都与纺织有关。绩，原本就是纺织之意，纺织的成果就是成绩或者绩效。现在，不论一个人是否从事纺织，他的工作效果都可以说是成绩或者绩效。
这些原生的管理概念，还逐渐扩展到其他领域的管理活动当中。在《列女传》中有一篇《鲁季敬姜》，母亲敬姜借用织机（图3）谈论之道，从中也能感受到古人在纺织活动中得到的启迪。以这段文字作为结尾，供有兴趣的读者深入品读：
文伯相鲁。敬姜谓之曰：“吾语汝，之要，尽在经矣。夫幅者，所以正曲枉也，不可不强，故幅可以为将。画者，所以均不均、服不服也，故画可以为正。物者，所以治芜与莫也，故物可以为都大夫。持交而不失，出入不绝者，捆也。捆可以为大行人也。推而往，引而来者，综也。综可以为关内之师。主多少之数者，均也。均可以为内史。服重任，行远道，正直而固者，轴也。轴可以为相。舒而无穷者，摘也。摘可以为三公。”文伯再拜受教。
（作者系百家讲坛《中国衣裳》系列讲座主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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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天纬地：中国古代地图博览
■ 台北故宫藏明万历《北京宫殿图》（约1596年）。都城是一个王朝的中心和权力中枢，宫殿、衙署又是君权和权力的象征，因此都城图在中国古代城市图中占的比重很大，元明以来的都城图都具有通过夸大的宫殿比例来表现皇权至高无上的特征。
经天纬地
中国古代地图博览
撰文、供图/席会东
经天纬地
■ 台北故宫藏明洪武《南京至甘肃驿铺图》（1398年）甘肃静宁至兰州段。
我们正在逐步进入一个以图像和影像资料来获取信息的“读图时代”，而中国古代地图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内容丰富、类型多样、画法独特，作为中华民族的智慧结晶和中华文化的珍贵遗产更是值得我们细细研读。它们既是中国历代王朝管理疆域、划分政区、治理河道、用兵作战、营建城市、巡游出行的重要依据，也是历代学者士子通经明史、著书立说、传承学术的有效手段，还是商贾经商旅行的参考工具。
按照绘制内容的不同，中国古代地图分为疆域政区图、河渠图、军事图、城市图、交通图以及天文图、风景图等类型；按照载体和装帧的不同，又可分为木板图、帛本图、绢本图、纸本图、碑刻图、绘本图和刻本图、单幅图和图册等形式。
历代、文人学者是中国古代地图的主要编绘者，其内容类型与历代王朝的施政重点和文书制度有着密切的关联；绘制时，多采用传统形象画法，辅之以大量文字注记、题跋和图说，具有图文并茂的特征。
■ 西安碑林博物馆藏宋《华夷图》（1136年）拓片。
宋代以前的地图主要以墓室壁画、出土图版、石刻图碑的形式传世，宋元地图则主要以刻本插图和石刻图碑的形式流传，明清以来绘本地图大量传世。现存价值最高的明清绘本地图主要保存在清代的内阁大库、内务府造办处舆图房、军机处等机构之中。清朝覆亡后，明清精华舆图被故宫博物院文献馆和北平图书馆所继承，但也有不少古地图在王朝更迭之际流散到民间或是海外。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包含大量古地图在内的北平文物先后因南迁，其后又因而分藏两岸，经历了战火的洗礼与考验。时至今日，明清绘本地图主要保存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国家图书馆和台北“故宫”图书文献处，它们共同经历了中国近现代文物的颠沛流离，见证了近代中国历史的沧桑巨变。
中国古代地图不但是中华民族的智慧结晶，而且还是中外地图文化交流的硕果。中国古代地图的影响和存贮都并不局限于中国，一部中国古代地图流传史就是一部中外文化交流史，对中国古代地图的研究也具有超越中国本身的世界意义。中国文化在对外交流方面的态势是西入东传，地图文化也是如此。一方面，从唐代开始中国地图大量传入半岛、日本和越南，推动了汉字文化圈内的、日本和越南等国地图的发展，构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地图文化圈”，共同反映了东亚的世界观和地理观。另一方面，蒙元时期地图经由波斯和阿拉伯人传入中国，使中国地图对天下的描绘超越亚洲涵盖亚欧非三大洲，促成了明代“混一图”系列天下图的编绘。从明代中后期开始，随着欧洲的地理大发现和在世界范围内的殖民扩张，各国的传教士、使者、学者先后来华，推动了东西方地图的双向交流。意大利、法国等国的会士将西方近代地图、地理知识和测绘方法传入中国，推动了《坤舆万国全图》、《皇舆全览图》等一系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地图的编绘，而意大利会士卫匡国和法国地理学家唐维尔在中国地图基础上，分别编绘《中国新图志》和《中国地图集》，促进了中国乃至东亚地理知识和地图编纂体例在欧洲的传播。
■ 西汉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长沙国南部地形图》（公元前181～168年）。
体国经野：古代疆域政区图
疆域政区图是描绘一个国家疆域政区范围内自然和人文地理状况的地图，在中国古代统称为“舆地图”。由于中国疆域广阔，政区复杂，迟至唐代就建立起了完善的政区图造送制度，以便及时掌握全国疆域政区的最新情况。疆域政区图既是一个王朝疆域的象征，也是王朝和地方施政所依据的重要资料。因此，疆域政区图也就成为数量最多、类型最丰富的中国古代地图。按照表现内容和对象的不同，可以分为天下图、全国总图、郡国图、省图、府州图、县图等。
疆域政区图的发展与演变，与中国疆域政区的变迁息息相关。如何有效地管理自己的疆域是一个国家面临的首要问题。对于广阔的疆域进行分区和分级管理，是疆土管理最基本的手段和措施，而对于国家疆域进行分区和分级的管理方式就是行政区划。为了解国情，有效地管理王朝的疆域和政区，历代都较为重视疆域政区图的绘制和运用，并逐渐建立起完善的疆域政区图的绘制和存贮制度。宋代之前的文献主要靠抄绘传播，而地图的制作和抄绘较文字文献更为困难，再加上年代久远和造成的图籍损毁，致使疆域政区地图流传甚少。
■ 北京博物馆藏清乾隆铜版《乾隆内府舆图》（1761年），系对全境进行实地测绘后，采用西方近代三角测量法和经纬投影技术绘制，书写了世界测绘史和地图史上辉煌的一页。
战国至秦汉时期的地图主要是地下出土的木刻和帛绘局部图，以《秦国邽县图》和《长沙国南部地形图》为代表。西晋时期的司空裴秀曾按照“制图六体”绘制了《禹贡地域图》和《地形方丈图》，唐朝官员李吉甫和贾耽曾分别绘制过《十道图》和《古今华夷图》等大型疆域政区图，但这些地图都未能流传至今。宋代以降，因科举制度的普及、读书人通经明史的需要和边患危机的加剧推动了地图的编绘，而印刷术的普及、地理学的繁荣与教育的推广则促进了两宋地图的普及和传播，因此有不少碑刻和雕版刻印的宋代疆域政区图流传至今。宋代的疆域政区图既有重在表现两宋王朝疆域政区的《九域守令图》《禹图》《理图》《舆地图》，又有重在表现华夷观念的《华夷图》，也有《汉西域诸国图》等历史地图和表现辽、西夏等民族政权疆域的《契丹地理之图》、《西夏地形图》。蒙元王朝统一中原汉地和草原游牧地区，不再强调“华夷之辨”，“混一图”取代“华夷图”成为当时“天下”总图的主要类型。由于蒙元时期欧亚交通大开，学者大量来华将地图学知识带入中国，波斯学者扎马鲁丁所制作的圆形地球仪、彩绘《天下地理总图》，与元代朱思本的《舆地图》、李泽民的《声教广被图》和清的《广轮疆理图》等在中国地图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
明初继承了蒙元时代的天下观，于洪武年间绘制涵盖亚欧非三大洲的《大明混一图》，建文年间学者根据元明时期的中国地图及和日本地图绘制成《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反映了15世纪东亚人的天下观。明朝中期以来的《杨子器跋舆地图》等以明朝疆域为主、较少表现域外的地图，表明明朝中期学者对域外地理知识兴趣的减退；而《广舆图》等计里画方、图文并重的大型综合地图集则大量出现，并以刻本的形式广泛流传。明朝晚期，意大利会士利玛窦（Matteo Ricci）编绘两个半球形式的中文世界地图《坤舆万国全图》，将欧洲近代地理知识传播到中国。同时，意大利会士卫匡国（Martino Martini）等人也在《广舆图》的基础上编绘《中国新图志》等拉丁文中国图集，改变了欧洲人的中国地理观。
■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明洪武《大明混一图》（1389年），明初继承了蒙元时代的天下观，此图涵盖了亚欧非三大洲。
清朝中前期，在逐渐完成并巩固国家统一的基础上，康熙帝、雍正帝、乾隆帝先后任用西方传教士率领中外测绘人员对全境进行实地测绘，采用西方近代三角测量法和经纬投影技术先后绘制康熙《皇舆全览图》《雍正十排图》《乾隆内府舆图》三大实测图集，在世界测绘史和地图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康雍乾三大实测地图集的绘制过程也是清王朝完成并巩固国家统一、对边疆地区实行主权管辖的历史见证。然而，三大实测地图完成后就深藏内务府造办处舆图房，或赐给少数近臣，相关的近代测绘技术和地理知识也未能在中国社会中普及。清朝中期官方和学者个人在绘制地图之时，仍然采用以文献考据为主要手段的绘图方式，在三大实测地图中广泛运用的经纬网和投影技术被束之高阁，而《大清一统万年地理全图》等传统舆图所代表的地理知识和绘图技术仍然是中国社会的主流。而《皇舆全览图》经由来华会士带回欧洲后，进一步改变了欧洲人的“中国地理观”，催生了法国地图学家唐维尔的《中国地图集》，并推动了欧洲国家的大地测绘，促进了欧洲近代民族国家和疆域领土观念的形成，在中欧地图交流史、世界测绘史和世界历史上都具有重要意义。
清朝晚期，中国因西方列强的入侵出现严重的边患危机。在咸丰、同治、光绪年间的历次对外交涉和划界谈判中，传统地图存在严重缺陷，在分界缔约过程中往往使用外国地图，致使中国处于不利地位甚至丧失领土。为了应对边患危机，重建官绘舆图的权威，清廷开始再度翻译西方地图、引进西方测绘技术、培养测绘人员，编绘光绪《钦定大清会典图》等近代地图，推动了西方近代测绘技术的传播和普及，并催生了专门的地图学会和出版机构，推动了中国地图的近代化。
■ 南京博物院藏明万历利玛窦《坤舆万国全图》（1608年），体现欧洲近代地理知识传播到中国所带来的影响。
河清海晏：古代河渠图
“河渠图”是描绘河流河道及其水利工程的舆图，其主要内容是描绘河道的源流与走向，并画出沿岸的山脉、湖泊、泉源等自然地理要素和各种水利工程设施、城邑、道路、驿站、关卡、名胜等人文地理要素。传统中国以农业立国，以“治水国家”而闻名于世，与之相关的河渠图源远流长、数量众多、类型多样，在历代河流治理、河政管理中起着重要作用。
河渠图在本质上是河道治理和河政运作的产物，并以反映河务、筹建河工、治理河患为主要绘图目的。根据描绘对象的不同，传统河渠图可以分为黄河图、运河图、长江图、淮河图、永定河图、钱塘江图等类型。其中，黄河和运河是最重要的自然河流和人工河流，“治河保运”事关国计民生，是历朝的重要施政内容，黄河图和运河图也就成为中国古代河渠图的主要组成部分。除了黄河、运河之外，钱塘江潮防治关乎江浙财税区安危，淮河事关明清黄、运河治理，长江中游治理关系明清粮仓江汉平原的丰歉，永定河事关明清京畿安全，都是明清地方治理的重点，均有相关地图传世，与黄河图、运河图一起构成古代河渠图的完整体系。
明清以来的河渠图主要是由负责黄河、运河治理的专职河臣或负责辖境内河道修疏的地方官僚主持绘制呈报的。制图综合、实地考察是河渠图的主要绘制方式。从其运用和功能来看，河渠图不仅是历朝河政决策和河工治理的重要资料，是河臣治绩的集中体现，也是传达河务信息、核销河工经费的重要依据。
■ 美国国会图书馆藏清乾隆《南河图说》之《清口运口图》（1750年），乾隆年间乾隆帝效仿康熙六次南巡阅河，此图为江南河道总督高斌所绘。
中国古代黄河图源远流长，传说大禹治河曾以河伯所赠“河图”为治河三宝之一，东汉王景治河也曾运用黄河图。现存最早的黄河图刻绘于宋代，元代诞生了黄河专题图集——《治河图略》，明朝出现了刘天和石刻《黄河图说》、潘季驯彩绘《河防一览图》以及刻本《漕河图》《江图》等类型多样的河渠图，并多以石刻图碑、刻本插图的形式存在。清代前中期的皇帝把河渠治理作为施政重心，河渠图的绘制和运用非常普遍，单幅绘本河渠图和河渠图集大量出现，构成存世河渠图的主体。
清代康熙帝极其重视黄河的治理，命靳辅、于成龙、张鹏翮等河督分别绘制《黄河图》《运河图》《江南黄河图》《黄河全图》《运河全图》等大型精美河图，奠定了清代河渠图的基础，并使得绘图、读图、用图成为清朝的“祖宗之法”。雍正年间，黄河河患中心转移到河南段，导致河政管理制度的变革，引发了河渠图类型与绘制内容的变化，表现河南山东段黄河的地图开始出现。乾隆年间，乾隆帝效法康熙六次南巡阅河，江南河道总督高斌、高晋等人先后绘制《南河图说》《黄运湖河全图》等江南河道总督所管辖的黄河、运河工程图集，而河东河道总督张师载等人也绘制《豫东黄河全图》描绘河南山东黄河图。嘉庆、道光两朝河臣在乾隆朝河图的基础上，绘制多幅成套的黄、运河全图。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在开封铜瓦厢决口改道北流，引发黄、运河患中心的转移和河革，催生了一批反映黄河改道和穿运情形的河图，并使得其后河渠图的绘制重点由江苏段转移到了河南、山东段。宣统年间，出现了专门测绘机构采用晕滃法绘制、标注图例的实测黄河图，反映了清代河渠图绘制的近代化趋势。
■ 美国国会图书馆藏清嘉庆《六省黄河埽坝河道全图》（1820年）河源至宁夏段。在“治河保运”事关国计民生的古代中国，黄河和运河是最为主要的治理对象，黄河图和运河图就成为最为重要的河流治理工具。
清代海塘图多由清代浙江巡抚、江苏巡抚、浙闽总督等地方官员绘制。现存之图集中于雍正、乾隆和光绪三朝，尤其是乾隆朝。乾隆帝六次南巡，把江浙海塘作为黄运河之外新的施政重点，江浙官员也将海塘营建作为施政重心，编绘了大量海塘图和海塘专著。按照绘制范围的不同，海塘图主要分为五种类型：一是描绘江南松江府和太仓州海塘的江南海塘图，如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乾隆《松江太仓海塘图》。二是描绘浙江钱塘江南北两岸海塘的全省海塘图，如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乾隆《浙江钱塘江图》、美国国会图书馆藏《浙江海塘全图》。三是描绘浙江钱塘江北岸杭州府仁和县、海宁县境内海塘的浙西海塘图，如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乾隆《仁和县海宁州塘工沙水情形图》。四是描绘浙江钱塘江南岸绍兴府、宁波府海塘的浙东海塘图，如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乾隆《宁邵海塘图》。五是描绘局部海塘工程图，如收入《南巡盛典》中的多幅海塘工程图。
由于河渠图要表现出曲折漫长的河道，往往需要绘制成规模宏大的长卷，通常采用传统山水画法来表现河道两岸的山水景观。因此，古代河渠图往往是几十米长的绢本或纸本长卷。这些长卷河图卷帙恢宏、绘制精美，有些河图还出自著名画家之手，经过清代皇帝的阅览、批示和收藏，除了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历史价值外，还往往具有较高的文物价值、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
■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明万历《河防一览图》（1590年）局部。
运筹帷幄：古代军事图
军事地图是描绘特定地理范围内地形地势、、防御工事、交通路线，以及与军事相关的山川、海岸、岛屿、城池等地理要素的舆图。军事图的产生、发展与古代形式的发展变化密切相关，是古老的地图类型之一。
中国古代军事图分为主要描绘陆上边防形势和的“边防图”，主要描绘海岸边防形势和军力部署的海防图，以及主要描绘长江、淮河等大河防御形势的“江防图”和“河防图”。
春秋至秦汉时期是古代军事图的萌芽时期。春秋时期的文献《管子·地图》论述了地图与及山川、地形、关隘、城池、地利之间的关系。秦汉以来的历次中，军事地图都得到了充分的运用。现存最早的军事图是湖南马王堆汉墓中出土的表现汉初长沙国对南越国布防形势的《驻军图》。
两宋时期是中国军事地图的发展时期。两宋先后与辽、金、西夏等民族政权并立，面临严重的边患危机，两宋和文武官员编绘了大量的军事地图，而印刷术的普及又推动了两宋地图的普及和传播。宋代的军事图既有描绘宋辽、宋夏陆上边防形势的“对境图”，还有描绘南宋对金沿长江防御部署的《沿江大阃所部图》，这些舆图多以刻本插图或是石刻图碑的形式传世。
■ 辽宁省博物馆藏明嘉靖《九边图》（1564年）。明朝面临“北虏南倭”的威胁，为防御蒙古人，明朝在北方修建长城边墙，并沿长城设置九边重镇，由此出现了大量描绘边防的《九边图》。
明至清前中期是中国古代军事地图的成熟和繁荣期。明朝面临“北虏南倭”的威胁：雄踞大漠南北的鞑靼和瓦剌蒙古部族威胁京师北京，成为明朝的心腹之患，为防御蒙古人，明朝在北方修建长城边墙，并沿长城设置九边重镇，屯驻大量兵力，明朝、官员和学者编绘大量以《九边图》为代表的边防图；在东南沿海，明王朝面临着倭寇和海盗的严重威胁，在加强海防、肃清倭寇的中，明朝官民绘制了以郑若曾《万里海防图》为代表的海防图和《江防海防图》为代表的江防图。流传至今的明代北方边防图籍和东南海防图籍多达数百种，是重要的古代地图文化遗产。清朝前中期开疆拓土，对西北新疆、西南苗疆、东南台湾等边疆民族地区大规模用兵，在继承明朝北方边防图和东南海防图的基础上，增绘反映满族龙兴之地的《柳条边图》，进一步拓宽了古代军事图的绘制范围。
清朝晚期是古代军事地图向近代地图的转型期。道光年间以来，清朝开始面临内忧外患，外有东南沿海西方列强的多次入侵，内有南方的天平天国、西北地区的。在历次中，清朝编绘了大量的军事图。除了传统海防图外，表现浙江、福建、广东、台湾等省的“炮台图”成为晚清时期海防图的主要类型。在平定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中，清朝加强长江防御，兴建长江水师，绘制《长江图册》；在平定北方捻军的过程中，山西官员加强黄河防务，绘制表现黄河防御情形的《大河两岸南北地舆图》等内河防御军事图。总体来看，清代适应近代形式和军事战略的近代军事图在不断增多。
■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清刻南宋《景定建康志》之《沿江大阃所部图》（1261年），图中描绘了南宋对金沿长江防御部署的情景。
营国经城：古代城市图
城市图是描绘城市地理环境、形态布局和结构功能的地图。中国古代城市主要是各级地方行政区划治所和区域统治的中心，除了其、军事、经济实用功能外，还是王朝和权力的象征。古代和地方规划建筑城池时，往往绘制城池规划图，而编绘区域方志时，也往往将各级治所的城市图绘入其中。古代城市图的类型、特征与中国古代城市的发展演变、形态功能有着密切的关联。
按照城市图所表现对象的不同，中国古代城市图可以分为“都城图”和各级地方政区治所“城池图”两类；按照地图用途的不同，古代城市图可以分为城市规划图、城市驻防形势图和城市平面布局导览图。从其绘制方法来看，古代城市图大都采用平立面结合的形象绘法，往往刻意放大宫殿、衙署等权力机构，西晋裴秀的“制图六体”和北宋沈括的“七法”等相对精确的绘制技术，并未在城市图的绘制中得到广泛运用，表明古代城市图重在实用，并表达权力秩序或凸显地方官员政绩。
■ 台北故宫藏明万历《北京宫殿图》（约1596年）。
都城是一个王朝的中心和权力中枢，宫殿、衙署又是君权和权力的象征，其布局充分体现着历代王朝的制度和运转机制，都城图在中国古代城市图中占据很大比重。唐宋时期的都城图重在表现宫殿衙署布局，不少是描绘前朝都城宫殿、古迹的历史地图，如北宋吕大防等人编绘的《长安城图》。元明以来的都城图大多都继承了唐宋都城图重在描绘宫殿衙署的特征，无论是明代官绘本的《北京宫殿图》还是民绘本的《北京城宫殿之图》都以北京城的宫殿、衙署、坛庙、城垣为主要描绘对象，通过夸大宫殿的比例和绘制祥云来表现皇权的至高无上。到了清代，都城图的绘制开始向着更加成熟和准确的方向发展。清康熙初年绘制的《盛京城阙图》，通过绘制盛京城市布局和宫殿建筑形象，揭示出清朝以八旗制度为核心的军政，而康熙年间实测绘成的《皇城宫殿衙署图》和乾隆年间实测绘制的《京城全图》都运用西方近代测绘方法，详尽而准确地反映了北京城的宫殿形制，代表了我国古代城市图绘制的最高成就。
传世的中国地方城市图的发展则可以分为几个阶段。
■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乾隆《京城全图》（1750年），运用了西方近代测绘方法，详尽而准确地反映了北京城的宫殿形制，代表了我国古代城市图绘制的最高成就。
汉至唐是古代地方城市图的萌芽阶段。现存汉唐时期的地方城市图主要以出土木板图、墓室壁画的形式存在，而其功能主要表现墓主人生前的生活场景和生平功绩，而非用于城市规划建筑。就其内容而言，地方城市图往往重在表现城市平面布局和重要建筑，地图要素和地理要素比较简单，仅仅具有示意性。
宋元是古代地方城市图的发展繁荣阶段。宋代出现“城市”，城市经济繁荣，各地展开城市兴筑热潮。宋代形成科举社会，以文官治天下，地方筑城，往往向宋廷奏报城图。宋代地方城市图多是地方官员主持绘制的公牍附图，现存之图往往是石刻图碑或是志书插图，代表舆图有《平江图》《静江城图》图碑。从内容上看，宋代的城市图内容丰富，地理要素和地图要素繁多，较汉唐时期的示意性城市图要复杂得多。从其功能来看，宋代城市图不但在地方城池规划营建和经费核销中起着重要作用，而且也是彰显地方官员政绩、辅助地方城市管理的工具。
■ 内蒙古博物院藏和林格尔县出土东汉《宁城图》（约195年）。汉唐是古代地方城市图的萌芽时期，主要以木板图、墓室壁画的形式存在，其功能为表现墓主人生活场景和生平功绩，而非用于城市规划建设，因而往往地图要素和地理要素简单，仅具有示意性。
明至清代中期是地方城市图的成熟阶段。随着传统城市的发展繁荣和地图绘制技术的进步以及保存状况的改善，明至清中期的地方城市图呈现出多样化和专题化的趋势，其绘制技术也更趋于成熟。随着明清方志的发展和普及，大量地方城市图以方志插图的形式保留下来，还出现了单幅彩绘本城市图，直观表现了明清城市规划理论和城市修建过程。
清后期是地方城市图的专门化、多样化和近代化转型期。清朝晚期西方列强在中国开埠城市、设定租界，将西方城市规划理念和管理模式传入中国，也对城市图提出了新的要求。随着近代城市形态和功能变得复杂，清朝引进西方测绘技术，推动城市地图不断走向多样化、专门化和近代化，清晚期出现了具有特殊目的和专门功能的城市图。在新法绘制的城市图大量出现的同时，光绪年间还出现了一些采用传统鸟瞰画法绘制的城市图，或是杂糅经纬网和计里画方绘制手段的城市图，反映了传统城市图在受到冲击下的复归和调适。到光绪晚期和宣统年间，随着近代测绘制图技术的全面引入、各地测绘学堂的建立和测绘人才的培养，绘制经纬网的实测城市图取代传统城市舆图的主导地位，中国地方城市地图开始在整体上实现了近代化。
■ 苏州碑刻博物馆藏南宋《平江图》（1229年）拓片。宋代出现“城市”，城市展开兴筑热潮，古代地方城市图的发展随之进入繁荣时期，图中内容较汉唐时期更为复杂和丰富，并承担起规划营建的功能，《平江图》为该时期的代表之作。
经途洞达：古代交通图
交通图是描绘交通路线、道路设施及其管理运行的地图，现存的古代交通图多为明清两朝所绘。古代交通图主要是在皇帝巡游、开辟驿路、运输漕粮物资、出使赐封以及民众行商旅行的背景下绘制的。中国疆域广阔，为了有效维护国家统一、传达政令、推动经济发展，历代王朝都重视水陆交通建设，创建了全国性的陆路驿站体系、连通欧亚的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沟通中国南北的京杭大运河。在规划巡游路线、开辟水陆交通、完善交通管理的实践中，历代官员与商旅绘制有不少交通图。按照描绘对象的不同，可以分为陆路驿程图、航海图和内河航运图等类型。
驿程图主要是描绘陆路交通路线及沿线驿站、台站、驿铺、尖店等交通设施的地图。全国性驿路、中原地区的崤函古道、西北地区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关中经汉中通往巴蜀地区的蜀道等陆路，是古代陆路交通图的重点描绘对象。按照绘制主体的不同，古代陆路驿程图可分为官绘本和民绘本。从载体形式来看，古代陆路交通图有刻本和绘本等多种形式，其中大型彩绘卷轴最为常见。现存具代表性的明代交通图主要有描绘明初全国通驿站的官绘本《南京至甘肃驿铺图》、表现明代陆上丝绸之路的《西域土地人物图》、反映明代中后期全国商路的民绘本《一统路程图》，具代表性的清代交通图主要有描绘乾隆帝南巡的《安澜园至杭州行宫道里图说》、表现嘉庆帝东巡东北的《圣驾回銮行宫图》、描绘清中期蜀道的《陕境蜀道图》、表现晚清西北和西南交通的《喀什噶尔至甘州台站图》和《四川打箭炉至前后藏路程图》等。随着晚清铁路和邮政系统的建立，表现铁路交通和邮政网络的地图应运而生，反映了古代交通方式的近代化。
■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清光绪《四川打箭炉至前后藏路程图》（1901年）打箭炉至川西段，描绘了晚清时期西南交通的状况。
航海图是描绘航海路线、航向坐标、导航地物的地图，分为航海图和海运图两种类型。两宋史籍中开始出现有关航海图的明确记载，如刘豫曾向金熙宗进献海道图。明清两朝在出使封贡、海运漕粮的过程中，绘制有以点线、岛屿和航船到发港为主要内容的越洋航路图，如反映郑和航海的《郑和航海图》，描绘东西洋航路的民绘本《大明疆理分野东西洋图》以及刻本《西南洋各番针路方向图》、《东洋南洋海道图》等；以海运路线为主要内容的“海运图”，如嘉靖《广舆图》中的海运图，崇祯《皇明职方图》中的《海运图》，道光《海运全图》等；以琉球封贡路线为主要内容的《封舟出洋顺风针路图》等，直观表现了明清两朝的航海、海运、封贡和海贸。
中国河湖众多，内河航运历史源远流长。元明清各朝都重视发展京杭运河和长江航运，将南方经济重心的漕粮物资运送到中心京师北京，以维护国家的统一和繁荣。清代康熙帝和乾隆帝六次南巡，阅示黄运河工和江南海塘，留下了大量巡游路线图和行宫分布图。清朝中期，乾隆帝命云贵、四川官员对长江上游的江段进行测绘，开拓江航道，云贵和四川官员对江上游两岸航路进行测绘，绘制《江上下两游全图》。乾隆、嘉庆年间，地方官员绘制反映武昌至海口段长江航道的《长江航运图》。这些交通图不仅描绘了古代的京杭运河和长江航运，还表现了中国古代的地缘结构，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还因其巨幅长卷装帧和形象绘法而具有较高的文物价值和艺术价值。
■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清乾隆《封舟出洋顺风针路图》（1756年），描绘清代的琉球封贡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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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文明传播 文明杂志）
战苍穹，经天纬地写忠诚
图为郝井文在战机上。 万 全摄
核心阅读
“苛刻的训练，使飞行员形成肌肉反射式动作，不看仪表数据，就能感知战场态势。”立足复杂战场环境，郝井文努力将战斗的基因注入每个飞行员的细胞。严苛要求下，一批批新飞行员茁壮成长，练就了面对强敌的虎狼之勇。人人能作战、人人研究作战，为了打胜仗，郝井文和他的全旅官兵，时刻准备着。
空军航空兵某旅荣誉史馆前，一架米格—15原型机直刺苍穹，格外夺目。60多年前，一群年轻的飞行员，正是驾驶这个型号的战机，与不可一世的强敌展开殊死搏斗，也因此成就了“王牌”的美誉。
既然是“王牌”的传人，就要继承“王牌”的精神，当好空军“”，关键时刻亮剑争锋、战则必胜!
走进某旅空勤楼大厅，悬挂着“祖国、荣誉、责任”六字旅训。
“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首战用我、用我必胜”“平时当样板、战时当”早已融入全旅官兵血脉，化为全旅官兵的实际行动。
进入新时代，英雄血脉赓续，强军兴军步伐铿锵有力。
打赢之志
研战练战淬火砺兵
“那一战真是刻骨铭心!”数年前演习中的一次败北经历，让郝井文记忆犹新。
那天夜晚，为实现突然袭击的作战意图，郝井文带领战机编队三路低空突防。然而，让郝井文始料未及的是，左右两路主攻力量，虽占尽地形优势，却被地面防空火力全部“击落”。中间一路面对最密集的拦截火力，在干扰机伴随掩护下一举成功突防。
“全新的体系联合作战样式，彻底颠覆了单兵作战能力标准。”郝井文彻夜难眠。
开门搞训练，才能在空天战场飞向高远。郝井文牵头成立信息作战研究中心，选派骨干赴兄弟参观学习。
随着研究的深入，信息主导、体系支撑、联合制胜等理念，在郝井文的头脑中越来越清晰，改变着他对团队的训练谋划。2016年，他带领团队构建信息指挥、网上对抗、模拟仿真等多种训练手段，用信息化手段演练和验证创新战法。
成立后，郝井文先后与陆军航空兵、海军驱逐舰支队等多家单位建立联训机制，创新验证新型战法，破解联合作战课题，一个个融入体系的障碍相继被打通。
2017年7月，郝井文带队参加国际军事比赛。尽管团队在比赛中大放异彩，但郝井文却高兴不起来。外国空军的战术动作里，对地攻击快如闪电，根本不给对手反应时间。
“二流盯着成绩看，一流盯着差距干。看清差距才不会沦为‘井底之蛙’!”归建后，郝井文重新审视每个训练课目、每个飞行动作的实战意义，向练套路、飞数据等“靶场”思维开刀。他立足最复杂的战场环境，在对地突击训练中只告诉飞行员突击目标，逼着飞行员在最短时间内准确搜索识别、快速精准攻击。
“苛刻的训练，使飞行员形成肌肉反射式动作，不看仪表数据，就能感知战场态势，瞄准时间缩短一半，再次攻击时间缩短1/3，不但战场生存率提升了，毁伤效果也大大增强。”“金飞镖”飞行员徐少伟感慨道。
虎狼之勇
锤炼硬功直击长空
不满30岁的孙腾，去年6月被任命为“王海大队”第三十三任大队长。
一次，孙腾和郝井文前后舱搭配飞空战课目。在与对手4个回合的激烈交战中，孙腾始终占据主动，赢得空战胜利。
“态势这么好，居然出现两次占位不及时!”返场着陆后，孙腾本以为能为这次空战而沾沾自喜一回，没想到郝旅长一跨出座舱就开始一脸严肃地批评他。一个个直指要害的问题，让孙腾心中的欣喜荡然无存。
“泼上去的是冷水，激发出的是虎狼之勇。”孙腾说，郝旅长一次次的严厉让他深刻认识到，“战斗机飞行员在战场上必须勇敢无畏，决不能给对手留有任何余地!”
在该旅，对任何一名达不到标准的飞行员，郝井文都会毫不留情，有时甚至让飞行员一时难以理解。
“疏漏一个飞行数据，平时危及飞行安全，战时则可能导致打败仗!”去年夏天，一次飞行准备中，地面演练时郝井文随机抽点测问，一名飞行员仅因说错一个数据，就被郝井文痛批了半个多小时。
郝井文努力将战斗的基因注入每个飞行员的细胞。新飞行员来到这个团队，郝井文带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是参观荣誉室，接受时期形成的“空中拼”精神洗礼。每次出去执行任务，郝井文带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是到王海“九星战机”前庄严宣誓。
严苛的要求，激励着一批批新飞行员茁壮成长，练就了官兵面对强敌的虎狼之勇。
求实之风
凝心聚力常备不懈
“打仗的团队靠本事吃饭，不当官谁就说了算，有本事的人才有话语权。”郝井文说。
飞行员王磊，曾在国际军事比赛中发射实弹全部精确命中目标，创下赛会纪录，夺得比赛第一名，是全旅公认的突击能手。虽然他的职务只是飞行大队副大队长，但他在常规武器使用方面，说话甚至比旅还有分量。
去年春末，该旅备战空军比武考核，王磊是这项任务的总体小组长，训练的筹划组织、重难点问题的攻关破解由他全权负责。他带领飞行员深钻细研、专攻精训，还探索出无人机现场报靶、发射画面实时传输、关键数据现场比对等训练方法。
郝井文不但大力倡导备战打仗不唯职务论，而且带头践行。郝井文虽然已有3000多小时的飞行时间，但在该旅首批新法规试训人员学成归来后，他甘当“小学生”，拜几名年轻飞行骨干为师，向他们虚心求教新的作战思维理念、训练课目设置含义等全新内容。
在这种氛围中，该旅一有任务，主动请缨、毛遂自荐的官兵都非常多。
2018年初，该旅老飞行员官正洪停飞前的最后一个架次，还主动申请飞战斗警巡，守卫祖国海空的安全。返场着陆后，官正洪跨出座舱的那一刻，机务官兵以热烈的掌声向他致敬。
人人能作战、人人研究作战，为了打胜仗，他们时刻准备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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