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律古文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故君子慎其独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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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记·中庸》

一个人在没有监督的情况下，自觉自愿地保持自己高尚的品德，即使有能力做坏事也不做，这叫谨慎独立。

很多年前，我听说过一个关于哈佛大学附近一家便利店的故事。便利店里没有收银员。商店里有一个盒子，里面装满了零钱。你可以自己拿东西，自己付钱，自己换钱。没有人来监督你。盒子上写着一句话“盒子里少了一毛钱”。

但每天晚上都有人负责数钱，钱从来没有少，只有多。因为很多学生把钱扔进盒子里，突然忘记自己丢了多少钱，又怕拿太多，只是想想就忘了。有的学生见没有零钱，就把钱扔进去算了。

这就是神都。真正的君子能够谨言慎行，时刻保持清醒，即使是在别人看不到、听不到的时候。

“慎独”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理念，体现了道德的重要性。谨小慎微、独立自主，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践行的一种更高级的自律，也是修身养性的最高境界。

如果一个人在独处的时候能够光明正大，没有任何私心，那么他就是真正的君子，达到了修身养性。这就是君子与小人的区别。

《诗·小雅·相伯》中，有这样一个故事：

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邻居寡妇的房子被雨损坏了，她只得到严叔叔家避难。

严叔叔让她进屋后，就用蜡烛给她照明。蜡烛燃尽后，他就烧柴火。柴火烧完后，严叔毫不犹豫地把柴火拿出来盖屋顶，对她客客气气地待了一夜。

暗室里不被欺骗的严叔始终头脑清醒，冷静沉着，所以他的内心不混乱，不陷入情绪，不越界。

《大学》云：“小人闲居，不善”。这就是说，小人在独处的时候，可能会产生一些不善的念头。

而当他看到“谨慎独立”的君子时，他往往会乔装打扮，“掩盖自己的恶行”。但这样的掩盖，能瞒过初一，却瞒不过十五年级。它最终会暴露出它的缺陷。因为一个人的言行往往与内心一致，情感是由内而动、外显的。至于践行“谨慎独立”的君子，由于他真诚正直，知行合一，言行一致，给人一种“威武有力”的自由和庄重。

“慎独”是一种内心的观察和反省，是一种自觉的修养。所以古人

“一日三省吾身”，就是这个道理。每天花一些时间独处，反省一下自己，问问自己今天做错了什么，有没有记住教训。做到“不犯错误”，这就是自我修养、自我激励。儒家所说的“知耻而后勇”、“改正错误”，都说明了一个人要经常反省自己，知错就改的道理。

曾国藩说过：有敬畏之心，才能不做事。只有敬畏天道，才能顺应潮流，趋吉避凶。只有对大地怀有敬畏之心，才能效法大地的善良，才能培养出博大的心胸。只有尊重人性，我们才能寻求同呼吸、同声音回应。只有对生命怀有敬畏之心，才能珍惜生命，活在当下。孝敬祖先、父母、师长，则家庭兴盛，师业得以传承。

谨慎独立需要一个人持久的自律。一旦有了目标和方向，就要经受住干扰和诱惑，懂得克制，更重要的是要明白什么可以做，什么不能做。

人们是自恋的、自尊的、自我保护的。他们总是从自己的角度看待他人和事物。因此，反思“慎独”很容易，谨言慎行很容易，理解错误很容易，改正却很难——人总要为自己做点什么。。我找了很多理由为自己开脱，但又不想承认为自己开脱。可见，认识错误并改正并不容易，没有极大的毅力是很难实现的。

当一个人快乐的时候，就更难改变了。所以，知错就改，其实就是打败自己这个最大的敌人，这并不容易。一个人知道自己的错误却不肯改正，说明他不敢面对自己，没有自我意识。相反，它体现了一个人的真正修养和真正的勇气。

《学鉴录》卷一《传习录》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我后悔说得太多了。”

“侃”指的是薛侃，明代人。生于公元1486年，卒于1546年，享年60岁，为王阳明弟子。曾任平仁部尚书，升任河南监察御史。因他曾在钟离山（今广东省潮州市）讲学，故世人称他为“钟离先生”。

“多悔”是指薛侃常常后悔。为何后悔？当然，我也经常反省自己，发现有时自己的做法是违背良心的，我也很后悔。

林纾（1852年—1924年），字钦南，别号微禄，别号冷鸿生，福建闽县（今福州市）人。林纾曾在他人口授的帮助下翻译了《茶花女的遗产》等246部外国小说。它们在中国很受欢迎，在洛阳很昂贵。但在近代文化史上，他作为古代作家的贡献也值得高度重视。

林纾本人对古文造诣颇深。他在北大任教时，“多仰慕魏晋者，称太炎为师；仰慕唐宋者，视林纾为宗盟”（钱季波《林纾古文》）。面对新文化运动的挑战，他迎难而上，努力保住中国古代文学的生命线。虽然他的呼吁在当时并没有取得实际效果，但他为弘扬古代文学精神艺术所做的诸多努力，在今天看来仍然颇具启发性。

林纾自幼博览群书，博学善记，擅诗、文、画，被誉为“狂生”。因文笔好，受到桐城派大师吴汝纶的器重，被聘为北京大学讲师。他从未去过英国，但他用文言文翻译了《茶花女》（即《茶花女在巴黎的遗产》），影响很大。有句话说“可怜的茶花女会割掉浪子的心”。严复、康有为称赞其译文精巧、真诚、影响广泛。郑振铎、周作人等人将他视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先驱。当时在中国演出的莎士比亚戏剧基本上都是根据林纾的翻译改编的。苏曼殊、周作人等人的著作也大多受他的影响。一本翻译书使林纾名声大噪。不懂外语的林纾自清末以来已翻译了180部外国小说。将他推到时代风口浪尖的事件是他与《新青年》中的同事在古籍保存问题上的争执（1919年），这使他成为众矢之的。

但对他的评价却始终是负面多于正面，“反动文人”的标签也一直扣在他的头上。这怎么发生的？

林纾最为人所知的是他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反派”角色。当时的林纾认为学好文言文是写白话文的基础，而激进的新文化运动人士则为了达到提高文化的目的而全盘否定文言文。双方的争论愈发激烈。事实上，新文化运动刚开始时，声音很大，雨滴很轻。他们试图进行更大的对抗，将运动推向高潮。林浩则一时冲动，成为了“目标”。据说，严复曾劝同乡林浩不要与后辈竞争，应该顺其自然的革命时代。但林殊最终还是按捺不住，越来越激动。 1919年初，在上海发表《新宣言》

连载小说《惊生》、《妖梦》。前者写三位学者：田其美，安徽人，暗指陈独秀；田其美，安徽人，暗指陈独秀；金辛夷，浙江人，暗指钱玄同；狄墨，刚从美国回来，懂得哲学，暗指胡适。三人在陶然亭饮酒交谈，攻击孔孟古文。突然，一声巨响，“大丈夫”景升出现，斥责他们是“禽兽之言”。三人羞辱而退。文章发表后，正中新派人士的下怀。胡适说：“这样的话可以揭示当时道德君子的心理。”

《妖梦》小说中，出现了三位“鬼中三侠”：袁旭总统，影射蔡元培；教务长田凯，暗指陈独秀；副教务长秦二，指的是胡适。小说中，“鬼三雄”被骂的比《惊生》里还要粗暴。据说“田珪的眼睛像猫头鹰，叫声像狗；秦二世像欧洲和西方的物种，眼睛深邃，鼻子高。” 这是极其丑陋的。他能做事。林殊视三人为腐败禽兽般的人物，故名“魔梦”。

这两部小说是张厚载在上海出版的，张厚载是林浩早年在婺城中学任教时的学生，当时已经是北京大学的学生。由于小说攻击、诽谤的对象是“北大”的校长、教务长、教授，小说出版后引起了“北大”的公愤。尽管距离毕业还有几个月，张厚载却因“在上海交流，损害学校声誉”而被北大开除。

给学生添麻烦，林殊感到羞愧和疲惫。于是，他写信给各家报纸，公开承认自己说脏话的错误，并向蔡元培、陈独秀、胡适等人道歉。陈独秀积极回应：“林钦南给各家报纸写信，承认自己说脏话的错误，有勇气改变这样的事情，令人钦佩。”

当时，林纾已经68岁了，是文化界的“名人”。他以年事已高、前辈的身份，向新文化的年轻人道歉。很少有人纠正他的错误并公开道歉。。

不久，新文化运动迅速发展，白话文获得正宗地位。新文学理论和白话文文学作品展现了新文学革命的前景和成就。 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正式采用白话文作为教科书。从此，林殊成了拦车的螳螂，他的反对也成了笑话。

林纾是一位老派学者。他具有士大夫的气节，爱惜自己的羽毛，能够“有所为，有所不为”。他为我们创造了一个值得我们敬仰的人格典范。正如郑振铎在《林钦南先生》一文中所称赞的那样：“他是最勤奋、靠自己努力的人。

林纾能够立即纠正自己的错误，说明他并没有丧失传统知识分子的“谨慎独立”本领，体现了他对公共道德和高度修养的重视。

康德说，所谓自由，不是为所欲为，而是主宰自己。

你越自律，你就越有话语权，无论是在你的身体上，还是在你的生活上。

日本作家村上春树30岁开始写作，至今已近40年。他创作了大量的作品，既经典又富有成效。

村上春树有写作的习惯。他每天只写4000字，每页400字，每天写10页就停了。

另外，他每天都会花一个小时跑步，而且势不可挡。正是这种高度的自律，让他有精力继续创作出优秀的作品。

很多时候，不是自律导致优秀，而是自律导致优秀。而那些自律的人，往往连辜负上帝的心都不忍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