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自己的作品进行审视而产生的自我评论是最有意义的批评。 写作时的心路历程、重读时的真实处境、历史长河中的回顾与反思，都构成了自评的丰富内涵。 陈进的这篇文章讲述了建国后毛泽东同志在编辑个人选集过程中以及多次场合对其著作进行评价和讨论的故事。 生动地展现了文章大师、理论家毛泽东的“知己知彼”。 其中，无论是对文章撰写和修改规则的总结，还是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的理论阐释，还是与时俱进、坚持理论创新的自我要求，都坚定了我们今天和开启了21世纪。 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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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主持编辑了四卷本《毛泽东选集》（以下简称《毛泽东选集》）。 他还时不时地回顾过去的著作，讨论最近的文章，并经常对它们进行评论。 这既是对自己过往思想和思想的一种梳理，也不免呼应了波澜壮阔的历史情怀，也呼应了现实需要的澎湃政治情感。 有多少回响，有多少感慨，有多少反思，有多少遗憾？ 其滋味可谓“文章讲往事，知得失”。
《用血写成》
1964年，有人给毛泽东讲读《毛泽东选集》。 毛泽东以独特的方式回应：“毛选，什么是我的？这是一部血的作品。毛选中的这些东西……是群众教会了我们这些，他们付出了代价。”流血和牺牲。”
所谓“血性工作”，是指《毛泽东选集》是斗争的产物，是问题“逼迫”的。 这篇文章是为了描写中国革命浴血奋斗的曲折过程，总结党和人民创造的经验而写的。 《毛泽东选集》的理论观点是付出巨大牺牲换来的。
这一基本定位并非偶然的想法。 毛泽东多次谈到这一点。 “有了经验，才能写出一些文章。比如我的文章，没有经历过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就写不出来，因为没有经验。” 中国革命“几经失败，几经坎坷。我写的文章反映了这几十年斗争的过程，是人民革命斗争的产物，不是我自己想象的”。 “我遭受过失败和压迫，只有这样我才能理解并能够写出一些东西。”
这些坦率的判断表明，毛泽东不愿意将自己的著作与普通学者在书房里写下的文字等同起来。 理论来源于实践，文章时时写。 这就是书写的规律。 毛泽东并没有笼统地谈论这部法律，而是列举了一些具体的章节。 他举例说，“解决土地问题，调查农村阶级情况和国家情况，提出完整的土地方案，我花了十年时间，终于在战争中、在农民中学会了。” “有。 只有经历了大革命的失败，经历了十年内战根据地的减少，才有可能写出《新民主主义论》，否则就不可能写； 这样才有可能写出几本军事著作（注：参考《中国革命战争中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中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战争与战略问题》）。
由于它是一部总结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血泪之作”，毛泽东特别珍惜其中的一些重要观点。 1954年3月，英共总书记波利特致函中共中央，建议删去英译本《战争与战略问题》一文的前两段。毛泽东”的理由是“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力夺取政权以及战争是解决问题的结论”“不适用于英国”并且“会引起很多给我们美国的同志带来了困难。” 毛泽东不同意，请人答复：“这个文件所阐述的原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不需要因国际形势的变化而修改。” 如果不适合英国和美国读者，这篇文章“可能不会被收录到选集中”。 换句话说，他宁可不收录有关武装夺权的文章，也不愿将其纳入西方出版的《毛选》中，而不是将其删除。 为什么？ 这个结论是从大革命失败后的血淋淋的教训中得出的。 如果为了取悦外国读者而做出让步和删减，就会显得我们在总结中国革命经验方面没有那么自信。
毛泽东对“血作品”始终充满信心。 1949年12月他访问苏联时，请斯大林派一位苏联理论家帮助他看看是否可以将他过去的文章编成文集。 斯大林立即决定派哲学家尤金来中国做这件事。 后来，毛泽东亲自对尤金说：“我为什么要让斯大林派一位学者来读我的文章？是因为我太不自信了吗？我什至还请你读了这篇文章？” “不是，我邀请你来中国，看看中国是不是真的马克思主义，还是半真半假的马克思主义？”
“这是历史事实的记录”
据庞士哲回忆，1960年春，毛泽东在广州阅读《毛选》第四卷手稿时，心情特别激动。 “抗战胜利后”和“关于重庆谈判”时，他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 读旧作，回忆那些如猛虎般征战千里的猛士。 勇气，远在千里之外运筹帷幄、决断的智慧，怎能不增添英雄气概和快感。 “我对这第四卷很感兴趣，当时的政策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否则不足以对付蒋介石。” 之后，他进一步说道，“《毛选》第四卷是第三卷《解放战争》的记录，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蒋介石是如何向我们发起进攻的，我们是如何失败的。”一开始很多地方，然后我们如何发起反击，打败他们。 我们还可以看到我们党的一些倾向和一些错误思想。 ，我们如何纠正，使革命取得胜利？”当时的决策之谜、战争的进展、历史的原貌，似乎都被定格在留下的文献中。
不仅是《毛选》第四卷，所有革命年代写的作品都被毛泽东视为历史记录。 他多次对外宾说，《语录》和《文选》是写一些中国历史知识的。 我们的经验有限，只能为其他国家提供参考。”“我没有任何书籍，只是史实的记录。”虽然是谦虚的说法，但将旧作视为“史料”， “史实记载”，也揭示了他的著作与中国革命历史进程的密切联系。
旧著虽然是“史实记载”，但其中的一些重要观点无疑对现实具有指导意义。 1951年毛泽东开始编辑《毛选》时，曾到石家庄进行两个月的突然袭击。 他表示，要抓紧时间编选《中国现在需要》。 20世纪60年代以后，他的观点似乎发生了变化。 他经常用“史料”来淡化自己著作的实际作用，并表示今天的阅读只能“参考”。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变化？ 主要原因是现实任务发生了重大变化，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已经进行了十几年。 要总结新经验，写出新理论著作。 1964年，有人提议出版第二版《毛泽东选集》。 毛泽东说：“我现在羞于学这些东西，都是古董了，新的东西应该写进去。” “老古董”的分量既已放在那里，重要的是写出“新东西”。 这是政治理论家与时俱进的典型心态。
“这篇文章以前没有发表过，现在发表也不合适。”
在编辑《毛泽东选集》时，毛泽东的原则是精益求精。 为了避免给现实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他抛弃了一些个性鲜明、情感色彩浓厚的文章。 写于1941年9月左右、长达5万多字的《批判1931年9月至1935年1月中央路线》就属于此类。
这篇长文，重点批判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中央颁布的《关于争取一省和几省革命第一个胜利的决议》。 《中国共产党内部争取中国革命一省多省第一次胜利的机遇》《主义的动摇》等9份文件。 这九份文件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土地革命时期的“左”倾路线和政策。 毛泽东写这篇文章的方式很像读这九份文件的注释。 他直白地逐层批评。 他不仅点出了当时中央政治局几位委员的名字，而且言语辛辣、严厉。 讽刺和嘲笑随处可见。 当时确实有一种愤怒的感觉。 虽然经过数次打磨，但攻击性的语气和行文风格最终还是难以消除。 当时没有出版，只有刘少奇、任弼时私下读过。 如果在延安整风期间发表，肯定不利于团结犯过错误的同志。 思想家可以是个性化的，作家可以是感性的。 政治家虽然不缺乏个性和情感，但他们的行为需要控制，更不能“个性化”。 二十多年来，毛泽东再也没有提起过这篇文章。 看来，真的被当成了记录一段心痛的“史料”，被永远搁置了。
不知为何，1964年春，他突然将这篇文章交给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康生、陈云、吴冷西、陈毅等人阅读，并说：“请给提出意见并准备修改。” 1965年1月，经谢富治、李景泉、陶铸审定。 他还说：“这篇文章过去没有发表过，现在也不适合发表。将来（几十年后）是否发表，由未来的同志决定。”
既然还没有确定公开发表，为什么还要拿起来给别人看，准备再花时间修改呢？ 想一想，在毛泽东心目中，这篇文章或许并不纯粹是“历史资料”。 这里面或许隐藏着一些需要他基于现实去珍惜的东西。 这篇长文确实反映了党的一段历史，一段犯“左”倾错误而遭受重大失败的历史。 毛泽东倾注了如此多的心血，举出了如此多生动的事例，沉迷于如此犀利犀利的文笔，总结了这段历史的经验教训。 他怎么能让它永远蒙尘呢？ 他相信这将为后代带来启发。 而且，时代变了，那些在1930年代犯过错误的同志，读完这篇文章后，将不再有情感上的反感。
1965年5月，毛泽东在长沙修改了这篇文章，将标题改为《批驳第三个“左”倾路线（对1931年9月至1935年1月中央路线的批判）》。修改后，经过一番犹豫，近十年后，毛泽东再次找到这篇文章，准备印发给中央委员。再一犹豫，原来只给当时的一些政治局委员看过。据说，1976年8月，毛泽东托人给他读了这篇文章，一个月后他就去世了。围绕文章的深沉的情感和复杂的情感。
“《论实践》这篇文章很好”
1956年3月14日，毛泽东会见并宴请越南劳动党总书记长征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总书记艾迪。 谈到毛泽东在长征期间的著作，毛泽东说，他“对《实践论》比较满意，但对《矛盾论》不太满意。后来他坚持了这个评价。1965年1月9日，他见到了毛泽东。”斯诺说，他在日内瓦参加了一次“北京问题专家”学术会议，争论的问题之一就是《矛盾论》对毛泽东主义的接续是否有新的贡献。回答说：“其实，《矛盾论》不如《实践论》这篇文章。 《论实践》讲的是认知的过程，解释了人的认知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在毛泽东心目中，哲学在一切知识中占有最高的地位，其他领域的著作无非是根据哲学观点结合实际应用对中国革命过程中具体经验的总结和具体政策的表述。 他明确表示：“没有哲学家头脑的作家不可能写出好的经济学。马克思能写出《资本论》，列宁能写出《论帝国主义》，因为他们都是哲学家。作家有哲学家的头脑。” “这样看来，只有写出原创性的哲学论文，才能展现我们的理论贡献和卓越，才能获得精神世界的飞跃和满足。
毛泽东对哲学有非常深刻的研究和深刻的运用。 长征到陕北后，他开始总结土地革命中“左”倾路线的错误。 不过，总的来说，他并没有纠缠于一些事件的是非，而是告诫人们，犯错误的主要原因不是缺乏经验，而是思维方式错误。 为了解除当时许多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困惑，他于1937年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一下子抓住了“牛鼻子”，提高了认识水平，促进了思想转变，并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贝尔登的角色。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其著作中，十分重视哲学《两论》，认为《实践论》是最好的。 原因可能在于，作为一个哲学家，他特别看重他的论着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原创贡献。
毛泽东在评判他的哲学著作时，有一个内在的参照。 马列主义的“祖辈”都是伟大的哲学家，他在他们面前从来没有犯过任何错误。 1961年12月5日会见委内瑞拉外宾。 对方提到，他家里挂着马克思、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肖像。 毛泽东说：“我的肖像不值得挂，马克思写了《资本论》，恩格斯写了《资本论》。“反杜林”，列宁写了《论辩证法问题》，他们的肖像应该挂。” 当然，他并不觉得自己对马克思主义在哲学上没有贡献。 1965年1月14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马克思说，自由是对世界的必然认识和改造。他说，历代哲学家对世界的解释有各种各样，但重要的是我抓住了这句话，谈到了认识和改造的两个过程（注：参考《论实践》）。 《实践论》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发展史上，毛泽东认为是独创的。 至于讲辩证法的《矛盾论》，他觉得相对于前人的优越性并不明显。
“经过反复修改，意思表达得更加准确。”
毛泽东曾说过“很少有人对他发表的东西完全满意”。 这似乎透露出一种文章之外的情绪。 事实上，让他满意的老作品并不在少数。 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论持久战》、《论新民主主义》等。新中国成立后，他多次谈到撰写这些论着的背景和所发挥的作用。 即使是一些《毛泽东选集》中未收录的文章，他也常常青睐。 1961年初，新发现了一篇写于1930年的《调查工作》文章。 毛泽东有种捡到宝的感觉。 “我喜欢这篇文章。” “我曾经到处找，但找不到它。这就像失去了一个孩子。一样”。 1964年，他将《调查论》编入《毛泽东著作选读》，并改书名《反对书本主义》。 1965年，毛泽东还重读了同样未收录在《毛泽东选集》中的《昌岗乡考察》，并评论道：“错误往往是正确的先导，盲目的必然往往是正确的始祖。”自由。” 对于这些老作品，他不但满意，而且不断汲取对现实有用的思想资源。
毛泽东的重要手稿在公开发表之前都会反复修改。 就算是以前出版过，他也绝不会贸然印出来。 在主持编辑《毛泽东选集》的过程中，毛泽东不仅亲自选稿、确定标题，而且还对大部分文章进行了认真修改。 他还专门修改了单词、句子、数字、标点符号，并为一些文章撰写了标题和注释。 他重写了一些文章的标题，例如《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何能够存在？》 在第一卷中。 ”，原标题为《边境党的政治问题与任务》，修改后的标题一下子就带出了文章的主题。他发表旧作时，不仅希望有“以此作为记录”的文献价值”，同时也追求适应现实需要的思想价值。为此，毛泽东甚至表示，“有些东西应该修改。” 例如，第二次发布时应进行修改，第三次发布时应再次进行修改。”
好文章都是修改的。 毛泽东承认，他的一些代表作的核心思想实际上是在修改过程中逐渐形成的。 1956年3月14日，他对常征、艾说：“《新民主主义》初稿写到一半时，认为中国近一百年历史的前八十年是一个阶段，后二十年是一个阶段”。渐渐清晰了，我又开始写，反复修改才定稿。”艾迪听了很惊讶：“印尼很多同志都认为毛主席的思想一定要一口气完成。没有必要修改。” 毛泽东说：“这种说法是不现实的”。 “我们的头脑和思想对客观现实的反映，是一个从不完整到更完整、从不清晰到更清晰、从不深入到更深的发展变化过程。同时，它也随着发展而发展变化。”我写《新民主主义》的时候，很多东西一开始都不清楚，但在写的过程中逐渐清晰起来，经过反复修改，意思表达得更加明确”。 这句话揭示了文章写作和修改的真正规律，是文章中每个人如鱼饮水，冷热自知的深刻体会。 毛泽东讲完后又补充道，“过去写的许多文章现在都不尽如人意”，这大概就是说没有修改到位。
“不可能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
大约从1959年开始，毛泽东心里有个疙瘩，想对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做一个理论总结。 他在 1959 年辞去国家主席职务的原因之一是为了腾出更多时间来研究理论问题。
事实上，毛泽东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就一直在做理论创新，但他总觉得不够理想，越来越没有自信的紧迫感和危机感。 他自言自语：“我不知道自己老了还能写出什么东西来”； 他还自言自语，“我没有写过《资本论》、《反杜林》这样的作品，理论研究很差。”一位外宾问他是否有新的理论著作打算出版。 毛泽东说：“我可以肯定地回答，现在没有人，就看将来有没有可能，我还在观察这个问题。” 他还表示，我们从事社会发展已有11年了。 学说，现在我们需要总结经验。 苏联的经验就是苏联的经验。 他们遇到了障碍，因为他们遇到了障碍，而我们自己也必须遇到障碍。
在理论创新方面，毛泽东非常钦佩列宁，认为列宁总是根据实际需要不断进行理论创新。 “单靠我们的祖先是不行的。只有马克思、恩格斯，没有列宁，没有《两个战略》等著作的撰写，解决不了1905年及其以后出现的新问题。只有1908年的《唯物主义》而经验“批判”不足以应对十月革命前后出现的新问题。 为了适应这一时期革命的需要，列宁写了《论帝国主义》和《国家与革命》。 回顾自己，毛泽东觉得新中国成立后，没有写出任何令人满意的新理论著作：“在第二次国内战争结束、抗日战争初期，我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 这些都是适应时代的需要，不得不写的。 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一系列新问题出现了。 如果只有《实践论》和《矛盾论》，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是不行的。 ”
写出新的著作、实现理论创新并不容易，因为社会主义建设只有十年、二十年的实践经验。 但我们能否重写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的序言，以吸收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经验呢？ 毛泽东提出了这个想法。 原因是马克思、恩格斯为《共产党宣言》写了七篇序言。 马、恩在这些序言中反复强调，《宣言》所阐述的基本原则的实际运用“任何时候、任何时候都必须服从当时的历史条件”。 毛泽东非常重视这一做法。 1958年1月4日在杭州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他提出：“今后译书不许无序出版。初版必须有序，修订后的第二版也必须有序”。共产党宣言有多少序言？如何看待17、18世纪的事情？这也是理论与中国现实的结合，这是一件大事。”
1965年5月，毛泽东准备尝试做这件“大事”。 他召集陈伯达、胡升、田家英、艾思奇、关锋等“学者”到长沙学习为马列主义经典“写序、注释”。 他建议为《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六本书写序言，六本书各写一篇序言。 毛泽东还表示，《共产党宣言》的序言是他自己写的。 可惜的是，由于注意力转移，这件事并没有继续下去。
毛泽东是一个有终极感情的人。 他将自己的著作放入历史的长河中审视，得出的判断却别有风味。 1965年会见斯诺时，斯诺表示，他相信毛泽东著作的影响将远远超过我们这一代和下一代。 毛泽东的回答出人意料：“我不能反驳你，也不能同意你的观点，就看几十年后后人会怎么想了。” “现在我的这些东西，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东西一样，一千年后会更有价值。” 多年以后，这可能会显得很荒谬。”
对于这条“文章千古流传”的评论，你怎么看？ 它是否反映了虚无主义情绪？ 不。 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有着异常坚定的信仰，他对未来的思考始终充满着深刻的哲学气息。 一千年、几千年后，社会主义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新世界。 如果真如他诗中所言，“普天下同冷热”，阶级和国家都灭亡了，那么有关阶级和国家的问题，文字不就失去了用处吗？ 文章能否“永恒”并不重要，只要内心所蕴含的理想主义能够“永恒”，就是一件令人欣慰的事情。
（作者为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
版式设计：蔡华伟
《人民日报》（2017年3月30日第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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