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现有史料，第一个提出清华大学设立国学研究院的人是胡适。 1924年，清华校长曹云翔致函聘请胡适、张伯苓、范景升等人为“清华大学筹建顾问”。 曹云翔在信中指出，清华大学转型是当务之急。 同年10月，筹委会通过《清华大学工作和组织纲要》，明确提出清华将设立“研究院”，“对专题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曹云翔向胡适询问如何设立研究院，并邀请胡适担任国学研究院导师。 胡适的回答是：“非一流学者没有资格当学院导师，我实在不敢。你最好去问梁仁恭、王景安、张三人。”太炎要办好研究所。” 这是孙敦衡的《清华国学笔记》一文中提到的，胡适的话应该算是第一次出现“研究院导师”的头衔。 如今，在讨论清华大学中国研究院成立的缘由时，引用孙先生的文章居多。 只是这不是胡适本人写的。 其中提到的“研究所导师”是否符合胡适的初衷，还有待证实。 我们查阅胡适的日记信件和相关材料，没有发现与曹云翔就在清华大学开设国学进行政治讨论的内容。 然而，1923年《清华周刊》第268期，该杂志记者撰写的《与胡适之先生对话》中，有胡适的一段文字，谈到清华大学将如何开展国学。改为大学：“清华已经有大学了，是时候开始招募著名学者来填补教授职位了……要聘请一个好的国学教授，工资必须与中国教授的工资持平。”西文系……要聘请好的国学教授，首先要选好国学教授，按照标准来说，国学教授不仅仅是合格的考生、进士、硕士，或者是职员。没有合格的教授，大学就办不好。”1924年《清华周刊》第309期，有该刊物的另一位记者。 采访胡适的文章标题为《对话胡适之先生》。 胡适在其中透露，他与曹云翔校长、张彭春教务长有过多次接触：“办大学，总是把人才放在第一位。美国的芝加哥大学曾经很不景气。”后来石油大王等人捐资，新总统跑遍全国招收了杜威等十几位大学学者，给了他们优惠的薪水，然后又回来应聘。三年，清华大学成为美国著名大学之一，按照我刚才讲的，曹先生和张先生也注意到了这一点，这是很好的……但是，在设立的时候。大学不能以人立科，必须先有计划，曹先生和张先生也有计划。” 根据上述材料和相关清华校史记载，基本可以证实胡适、校长曹云翔、教务长张彭春就设立中国学院的事宜进行过较为详细的讨论。
对于胡适来说，他其实非常渴望成为一名导师。 早在美国留学时，他就在日记中写下这样的话：“当我回顾国家的情况时，我总认为今天的祖国一切都需要人，我必须知道这一点”。 世博会，为将来为中国人做家教做准备。 ”这篇日记写于1915年5月28日，当时胡适24岁，他似乎有成为中国人的家庭教师的想法。因此，他并不是不想当。清华大学导师，但他知道自己在国学方面与梁启超、王国维、章太炎等人有很大差距。
从上述材料来看，很难确认清华国学研究院对其拟聘请的学者是否给予“教授”或“导师”的头衔。 国学研究院虽然是参照西方大学的“导师”制度和中国古代书院制度创办的，但事实上，在聘用的学者方面却存在一些“大意”。 比如，在发布的招聘广告中，梁启超等人不仅没有被称为“导师”、“教授”，甚至还被称为“讲师”。 清华大学发布的《晨报》和《一时日报》4月1日刊登的广告是这样的：
北京清华学校招聘研究生广告
我们学校今年夏天将开办大学，还将设立研究生院。 目的是研究先进学术、造就专门人才，注重个人指导和专题研究。 今年将首先设立第一个国学学科，聘请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主先生为讲师。 拟于7月6日起在北京、上海、武昌、广州同步考试，将录取30至50名学生（具体人数以成绩为准）。 免学费、住宿费，并提供奖学金。 ……
此外，还有“全职教授”的称号，与今天的“特聘教授”含义相同，有特别关注的意思。 例如，清华从1926年4月10日起连续几天在《申报》上刊登广告：
北京清华学校研究生院招生
我校研究生院于去年秋季成立，以培养高级学术人才、造就专门人才为宗旨。 今年，中国学学科的范围有所扩大。 专任教授有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等。 现定于7月12日起在北京、上海、武昌三个地点招生20至30名学生，免收学费和住宿费。 ……
而且，即使清华发布图书出版广告时，也没有出现“四大导师”或“四大教授”的称号。 例如1926年8月31日《申报》发表的刊物信息：
发布新闻
《清华学校研究院丛书》出版。 北京清华大学研究生院自去年成立以来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聘请的教授有王靖安、梁仁恭、赵元任、陈寅恪、李济等，均为著名学者。 陈寅恪旅居欧洲十余年，精通东西方学术。 目前他已抵达学校，将于下学期开始教学。 最近，听说学院出版了王敬安教授撰写的《蒙古史料四辑》一书。 这是该学院系列丛书的第一卷，采用高级中国纸印刷。 已出版，售价三元。 想要购买的可以直接向学校研究院系列出版处邮寄购买云。
值得注意的是，被聘为讲师的李济与“四大导师”并称为“时下名士”。 这也是有人认为应该是“五大家”的原因，因为李济被聘为“讲师”而不是“名士”。 “教授”并不是指他的学术水平，而是指他当时只是在清华大学兼职，主要工作是应美国考古学家毕肖普的邀请从事野外考古工作。 对此，他在教学和研究之间犹豫不决，后来在丁文江的劝说下决定专注于考古。 吴宓在日记中对骊姬的任命有比较详细的记录。 1925年5月16日至17日，日记里有他和曹云翔会见李季、毕安琪的内容。 当年7月最终决定聘请李季为讲师时，吴宓11日的日记里有曹云翔设宴的文字：“当天中午，校长设宴招待王国维，公子堂中赵元任、李季（即张彭春），以米为伴，以迎赵、李教授，“赵”为“教授”，李为“讲师”。此外，吴宓在为《清华学术期刊》第351期撰写的文章中，将四位教授与李季并列时，仍然使用了“教授”两个头衔。而“讲师”，则绝对不含糊：“我有幸有王靖安、梁仁恭、赵元任、陈寅恪、李继柱先生为教授、讲师。 （陈教授必须明年二月到校。）这些先生是全国人民所熟知和敬佩的，无需详细介绍。
在那个时代，学者如果没有在某所学校担任全职职务，就只能被聘为讲师。 比如鲁迅于1920年进入北大，梁启超于1922年进入清华。此外，由于梁启超后来兼职太多，无法为清华投入更多的精力，吴宓甚至透露了这个想法聘请梁启超为讲师。 这可以从他1925年12月29日的日记中看出：“拜访校长。(一))拟明年改梁为讲师。”然而，这并没有实施。 一方面，曹云翔很可能不同意，另一方面，吴宓的研究院发展计划遭到张彭春等人的反对，他急需梁启超的支持。 事实上，几天后，即1926年1月6日至8日，吴宓两次拜访梁启超，并得到了他的支持。 但在教授会上，赵元任、李季支持张彭春，而王国维则保持中立。 尽管梁启超支持吴宓也无济于事。 虽然后来事情发生了变化，但吴宓的意见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尊重，最终导致他愤怒地辞去研究所所长职务，并在日记中写下这样愤怒的话语：“无论他做什么，吴宓都不尊重清华大学。” ”。 研究所的成立，不能不说是一种失望。 现在所谓专门研究国学、修行的人，毫无疑问，都是新文化的追随者。”
据齐家英《清华人文年谱》记载，梁启超一直受聘为教授，直至去世。 1928年初，梁启超健康状况不佳，写信请求辞去中国科学院教授职务。 后来在被说服留用他后，他决定去中国科学院当通信导师。 但经过校务委员会讨论，仍然聘用他为教授，并决定不再聘用其他人。 “传播导师”的称号也可以从王国维去世后清华大学想聘请罗振宇接替他但被罗拒绝的事实来证明。 1928年，《国立清华大学学报》第18期刊登了罗家伦校长的邀请函和罗振宇的回信。 罗家伦的信中明确提到，罗家伦被聘为“函授导师”。 本来罗振宇凭学术水平和名誉完全可以被聘为全职教授或导师，但既然先聘用了王国维，虽然罗振宇和王国维是亲戚，但他似乎把自己当成了王国维的引路人。和学术上的伯乐。 他自然不愿意去清华填补王国维之后的空缺。 大概是考虑到这一点，罗家伦才聘请罗为“通讯导师”。 言外之意是，他不需要去清华大学任教，只需要当一名“远方老师”即可。 即便如此，罗振宇也不可能接受，因为一旦接受了，他就仿佛自己是王国维的学术接班人，感觉自己年轻了一代。 他当然无法忍受。
作为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创始人，吴宓曾撰写《清华学堂研究院章程》等重要文件，其中他对自己聘请的学者是这样说的： “在某些学科上有专长的学者可以随时被我们学院聘请为特约讲师。”他还在日记中讲述了如何组织中国书院，如何说服曹云翔聘请陈寅恪，以及如何聘请陈寅恪。会见王国维、梁启超等人，并亲自发聘书等事情都有详细的记载，但这些记载中并没有提到“四大导师”或“四大教授”。只是称呼“教授”、“先生”或直呼其名。
事实上，直到1929年，罗家伦担任清华大学校长时，在谈论学校的教师时，都没有使用过“四位教授”、“四位导师”等词语。 据1929年4月19日的《声明》记载，罗家伦到任后向记者谈论清华大学时，特别提到了陈寅恪、赵元任等教授的名字：
（问）温先生离开后，又出现了很多经过精心挑选的新教授、讲师。 温能被选中吗？
（答）在剩余任期内辞职的教授中，有一部分是因为学部撤销而辞职的，比如农业系、体育系的教授。 有的被更合适的人替代了……至于以前在清华大学的教授，比如赵元任老师教音韵学，陈寅恪老师教佛经翻译和唐西北史料，唐岳老师教心理学，叶启孙老师教物理，陈达老师教人口问题等，熊庆来老师也请回来负责数学作业。 ，后来请孙广源先生帮忙。 总之，清华大学教授的选拔终于可以向学术界交代了。 清华大学教授的聘任不存在宗派意见，应以学术标准来评判。 ”
不过，当时的报纸在提及该学院时偶尔会使用“导师”一词。 例如，1928年2月25日的《晨报》就有“国学博物馆毕业生和导师”的字样。 在清华大学列出的学生和导师名单中，还可以看到“导师”或“导师”等字样。 综上所述，一般可以认为，从清华大学对王、梁、陈、赵四位学者的聘任来看，他们一直被聘为“教授”。 不过，从国学院建立的导师制度、教学方式和师生关系来看，你也可以称他们为“导师”。 著名学者戴嘉祥是当时中国科学院的学生。 他对此的解释是：“王国维先生制定的章程强调个人自学，教授是专职指导。每个学生应该根据自己的志向、兴趣、学术能力来选择导师。”
由于李季受聘为讲师，很少参加中科院的活动，人们更多地称他为“四教授”或“四导师”。 后来，要么是出于对他们的尊重，要么是出于某种夸张的赞扬，“四人”中的“地位”可能会暂时改为“大”。 久而久之，这句话就成了约定俗成的说法。 这句话最初是谁说的很难考证，但很可能出自清华大学的一位高层或管理人员之口。
例如，目前学术界对“四大名师”一词起源的认定，基本归因于赵元任之妻杨不为在《赵氏杂记》中引用的张彭春的一段话：
第二天，张中书和梅约翰开车来接我们，带我们去了清华大学。 他们说房子已经准备好了。 张说，我们一直特别照顾你们四位伟大的教授。 梁仁和王国维已经搬进了房子。 现在就等元任和陈寅恪来了。 （上次我提到四大教授的名字时，刘守民先生嘲笑我，但我们并不是自称这个名字。这实际上是张兆元在任命时的信中所说的，他也说过同样的话）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刘老师可能忘记了，也可能没听说过，其实正式的名字是四位导师，其他的都是讲师或者助教。其实他缺的是助教这个头衔，问题是我以后大学毕业不好。
张仲舒，又名张彭春，随赵元任、胡适等人赴美留学。 他是南开大学创始人张伯苓的弟弟，时任清华大学教务长。 他与赵元任关系很好，赵元任被录用主要是因为他的推荐。 在杨不伟引用张彭春的一段话中，张彭春所说的“你们四大教授”显然是在开玩笑，但也表明了清华大学对此的高度重视。 至于陈寅恪，则得益于吴宓、梁启超的推荐。 吴宓的推荐是最重要的，也是他付出最多努力的。 这件事在他的日记里有详细的记载。
总之，梁启超、王国维的招收都是来自胡适的推荐，而胡适推荐的另一人章太炎则拒绝了清华的邀请。 其实章太炎之前就拒绝过蔡元培去北大任教的提议，因为在章太炎眼里，根本不认为在新式大学教书就是学习。 然而章太炎的拒绝却给了吴宓推荐陈寅恪的机会。 由此看来，估计清华大学从一开始就有为中科院聘请四名导师或全职教授的计划。 这或许就是后人称他们为“四大名师”、“四大教授”的最初原因。
此外，在谈到吴宓时，冯友兰还表示，王、梁、陈、赵都是他的导师：“郁僧一生的一大贡献，就是负责筹建清华研究院”。他难得有机会把王、梁、陈、赵四人请到清华大学当导师，本来可以任命他为院长，但只被认定为“执行秘书”。这种情况很少见，也很少见。”
看来，无论是“教授”还是“导师”，清华大学和这些学者都认同。 至于后来加上的“四大”前缀，显然是出于人们对他们的高度重视。 称赞。 不过，“导师”这个词比教授有更高一些的含义，意味着学术和生活福利要高于普通大学教授。 学术上的可能性因人而异，但清华对这四位导师的报酬确实很高。 不仅薪资比普通教授高，而且在住房、专项研究场地、助理等方面也落实得很好。 当然，作为刚开业时唯一的特约讲师，李季也享受着与四大导师同等的待遇。 比如，清华大学给他的工资，就是补上美国考古队工资后的差额，保证他的收入不低于其他四位导师。 从这一点来看，说当时清华大学有五位教授或五位导师并没有错。
由此可以推断，当时清华大学或中科院师生的日常对话中可能会谈到“四大名师”，但并未达成共识，相关当时信息并未出现。 在新闻报道中。 那么，“清华四大导师”或“清华四大教授”的说法是什么时候出现在报刊杂志上的呢？
笔者根据《中华民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和《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发现，除杨不为回忆文本外，清华大学并无“四教授”、“四大教授”。 1949年之前的报纸和1949年至1985年的报纸上的大学。“导师”一词。 最早提及“四大导师”或“四大教授”的是蔡尚思1986年发表在《探索与争议》第六期上的《吴国维独特的学术地位》，其中写道：“教授只有四位。清华研究院由于王国维不想当院长，所以只有一个主任，王是首席教授。时间。 魏先生为首席教授。 据笔者查阅，其他文章没有说过这一点。 然而，很多文章列出“四大教授”时，不是梁启超就是王国维为首。 当然，正如赵元任所说，“说起来容易，说起来也不难”。 作者的检索很可能有遗漏，期待更彻底的检索结果。
另外，1988年《文史杂志》第六期发表了王景福撰写的《杰出考古学家李济》，其中称“李济与著名学者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等也曾在书院任教，被称为“四大导师”。 只称李济、王国维为“四大导师”而不提陈寅恪，显然是错误的。 后来，戴鹏海在《中国第一部艺术歌曲集——新诗集》中还提到，赵元任“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并称中科院‘四大导师’”。 本文发表于1992年《音乐爱好者》第六期。 后来，几篇关于清华大学举办纪念赵元任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学术研讨会的报道，也出现在提及“四大导师”时，称赵元任“与梁启超、王国维、与陈寅恪并称为中科院‘四大导师’”，此后，这样的说法越来越普遍。
至于清华大学的“入围导师”，是指学术水平和声誉与“四大导师”相近并与清华大学协商的导师。 除了前面提到的胡适、罗振宇、章太炎之外，还有几个人已经受到清华大学的关注或者主动接触过。 一般来说，中科院想来的人都不会来，而且我个人来说，中科院对想来的人也不感兴趣。 先说卢茂德。 1911年留学美国清华大学，毕业于俄亥俄州立大学。 1925年任原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据吴宓日记记载，卢茂德从1925年5月吴宓筹建中国书院时就开始与吴宓接触。 当年12月24日，卢茂德找到吴宓，“自荐为该所教授”。 然后他就去见了校长，说校长允许他去学院学习。 如果你教一堂课，你的月薪就会增加五十块钱。”几天后，吴宓见了校长，商量的事情之一就是让卢茂德到学院担任讲师。 1926年1月5日，清华大学召开校务会议，明确国学院“只进行高级研究，不教授一般国学，不再聘用新教授”。被聘为国学学院教授。 陆原本是清华大学历史学教授，却还想被聘为中科院教授，可见教授的地位。中科院的地位比当时的普通教授要高得多。
另外，根据吴宓的日记，历史学大师刘以西也进入了清华学校的视线，但阴差阳错并没有成为现实。
另一位可能的候选人是吴秋晖（1876-1927），字桂华，字秋晖，自号洼必胜，山东临清人。 侘人沮丧、恍惚，其词出自屈原的《离骚》和《九章》。 吴秋辉因为一生没有什么志向，因此以此为自己的绰号。 据《临清县志》记载，吴秋晖“丑陋蓬头垢面，却是天才，傲慢轻蔑”。 他自幼博览群书，经史无所不知，最擅长金石学。 研究《诗经》时，喜欢出人意料的言论，敢于批评所有人。 王国维关于甲骨文和戏剧研究的巨著《宋元戏曲史》，学术界大多好评，批评甚少。 他们不敢也不能，但吴秋晖却能够对史实错误、翻译错误提出尖锐的批评。 又如，人们常说孔子删诗，形成《诗三百》，但吴秋惠却相反。 事实上，孔子还添加了诗。 305首诗中额外的5首诗是孔子添加的，因为孔子是殷商的后裔。 新增《商歌》五篇。 不管这个说法是真是假，他的结论之大胆，足以显示他非凡的学识。
说起吴秋辉与清华大学的关系，就与他与康有为之间的一场写作官司有关。 康有为曾在济南公开演讲，以《礼记》为基础阐述了他的“大同”思想。 讲话发表在报纸上后，遭到吴秋辉的严厉驳斥。 康有为自然反驳，不过没几个回合，康有为就急忙撤兵，主动停战，这也是罕见的。 大概康有为意识到自己的对手不是庸人，继续打下去不会有什么好处。 大概就是这场笔战给梁启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梁启超在清华大学当导师时，另一位学生送给他一本吴秋晖的《追寻文学本源》。 他说：“当我回来读的时候，每一个字都在我的心里，我很高兴、很兴奋，这是我以前从未有过的收获。” 此时，吴秋辉的生计日渐困难，尽管他著述颇丰，却无法发表。 经朋友介绍，他写信给梁启超，希望梁启超能帮助他出版。 信发出去仅四天，梁启超就收到了回信。 梁在信中高度评价吴秋晖先生的学识：“吴秋晖先生的学识是一生中无与伦比的，他所依靠的工具极其扎实，两千多年学术革命的事业一定能够成就。”确信他不会成功。” 对此感到怀疑。 这本书必须向全世界出版。 如果暂时得不到出版经费，齐超愿意尽力而为。 ”可惜吴秋晖再次动摇，出版这本书的事情失败了，具体情况还在调查中。梁启超因此更加看重吴秋晖，很快就派人邀请吴秋晖来京担任导师。在Tsinghua University。尽管他的生活很尴尬，他认为他的学术观点与世界上的学术观点大不相同，因此他很难接受，因此他不适合在学校教书。并正在等待考试。
吴齐最初擅长诗歌，但他在山东省出色的师范大学学习了数学和科学。 据说仅仅是因为当他申请考试时，有些人认为他肯定会申请文科和历史学科。 结果，Wu Qiuhui申请了数学和科学学科，并通过了考试。 也许这是天才的故意。 根据他的朋友张·莫申（Zhang Mosheng）的回忆，吴齐（Wu Qiuhui）总是每天下午6点起床，晚上8点吃晚饭，晚上从未睡觉。 他本人说他已经五年没有见过太阳了。 他说白天有各种混蛋的声音，所以他当然无法学习知识。 他是时候进行学术活动了。 他说，世界上有太多困惑的人不知道如何使用自己的夜晚，因此他们永远没有时间来了解学术。 吴朱还喜欢养猫。 他特别选择只用一只眼睛选择猫，因为他只有一只眼睛的视力。 据说张·莫申（Zhang Mosheng）访问了吴朱伊（Wu Qiuhui），并赞扬了吴朱伊（Wu Qiuhui）的猫。 吴祖胡伊笑着说：“我的猫真的很好，确实很聪明。遗憾的是它只有一只眼睛，所以它不能出国留学，也无法获得任何学位。” 张·莫申（Zhang Mosheng）知道，吴朱（Wu Qiuhui）正在讽刺那些无知和无知的中国学生。 只是笑了。
在他的晚年，吴朱伊（Wu Qiuhui）患有贫困和疾病。 面对一个充满手稿的房间，他悲伤地叹了口气：“我投入了数十年的精力来学习古老的书籍，现在我完全理解我还没有完成一半的著作，并且已经生病了。这不是命运！上帝生了我，事实证明为什么？ Qiuhui知道他可能能够和平休息。
写这篇文章后，一些读者可能会问：今天谈论这些事情有什么意义？ 作者对此的回答是 - 当Tsinghua University开设中国研究所时，Wu Mi和Chen Yinke等文化保守派自然愿意参加。 然而，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胡什是第一个提议在欣华大学建立中国研究所的人。 他为什么会这样？ 回想他在5月的第四运动中提出的口号，以“组织民族遗产和重建文明”，不是很令人发人深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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