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夏天，在北戴河边的海风中，他对前来采访的杨澜说，就在昨天晚上，他梦见妻子瑞芳了，瑞芳还是很真实的样子，以很真实的语气在说，就睡在我旁边吧，他就在梦里睡到了她手腕上。一醒来，还感觉是真实的，她的气息还在，体温还在，所以梦醒后竟没有一点儿空虚，是因为他感觉她一直还活在他的生活里，生命里，况且两个生命已连为一体了。
我在电视里，看到杨澜满眼含着泪花。说这话的，是一位豁达幽默的78岁老人，他是作家王蒙。今年春天，妻子崔瑞芳患病离他而去，她比他大一岁，陪伴了他55年的婚姻生活。去年妻子患病住院，他就在病榻前日夜守护着她，并写完了长篇政论文体的《中国天机》。王蒙说，只要有她在，就是他写作的无尽源泉。她对生命看得已很大度超然了，她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和他在一起的生命，几乎没什么遗憾了，所以，在生命弥留之际，她就说，如果没什么药物可治疗了，与其留在那里艰难呼吸、喘气，不如让她安详地先走一步吧。他点点头，他懂那种感受。可一旦她真的离去，他几乎哭得瘫倒，两个血肉心灵相依的生命，缺了一个，那种撕裂的痛苦，就像一棵苍劲的老树，突然之间扯断了根须。
他们在1957年1月结婚，婚后，一场政治风暴让痛苦中的王蒙选择了举家西迁新疆。在新疆，他们像沙漠里的芨芨草，相濡以沫生活了16年。这16年艰难而又带着辛酸苦甜的西域生活，成为王蒙创作的源泉。而在那16年里，她也坦言：“我被岁月吞食了，被岁月淹没了，被岁月消融了。”值得幸运一生的是，在那些日子里，他们始终在一起。“我也不是来到人世，就是为写作而生的。”王蒙说。因为有彼此陪伴，哪怕是最阴暗的日子，比如一道最普通的维吾尔小菜，也值得他和她一起怀着好奇的心，试着一起去做一做，小菜散发着热气，也似乎焕发了生活的热情。
1979年春天，王蒙的右派问题得到改正，举家回到了阔别的北京。回到北京的王蒙，开始了他写作富矿的热情开采，他很快成了著作等身的大作家。而在瑞芳眼里，王蒙永远是一个需要照顾和宽容得一塌糊涂的生活呆子。她说，王蒙走出家门就发现了自己的需要，而她自己是进了家门才找到自己。他们的存在，是通过感受对方存在而存在的。
他们生活在北京的一座小庭院里，不大，却很有味道。院内有四棵树，枣树、石榴树、柿子树和一棵香椿树。每天时钟还不到7时，王蒙已经起床，趿拉着拖鞋走出卧室。之后，会听到厨房磨豆浆的声音，“吱吱”的尖叫声足足持续15分钟，粉碎机很小，磨够全家喝的，要分几次才能完成，他也不着急，反正喜欢干这差事。等餐桌上摆好了热腾腾的豆浆、焦脆的油条、面包、黄油、咸鸭蛋……王蒙边吃边喊：“山！（他们的儿子）、东升（他们的女婿）……喝豆浆！”自以为有点儿劳苦功高。这就是妻子眼里的平常男人王蒙。
平常的、平实的、普通的生活，尤其是那些政治风暴过后，成为王蒙妻子的最大心灵渴望和需求。王蒙在辞去文化部部长回到庭院的那天，妻子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这多好啊，这太好了！”后来，王蒙的创作再次迎来“井喷”。而今，像他这样古稀之年的作家，还保持着旺盛丰盈的创作状态，近乎绝迹了。
王蒙说：“假如这辈子不是遇到她，简直不可想象。像两颗星星的忠实陪伴，一颗星星发出了那么璀璨的光芒。”妻子去世以后，内心的那种悲痛，王蒙就是靠不断写作和读书，来采取顽强自救的。等写作累了，王蒙说，他就去梦中见他的瑞芳，她是那么真实地存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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